1944年，全面抗战进入了第7个年头。日军的气焰逐渐消退，反攻的日子已近在眼前。在这关键时刻，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我军意识到必须加紧训练炮兵干部，尽快建立起炮兵力量。于是，1944年12月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一个决定：以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为基础，成立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延安炮兵学校。

在这之前，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烽火之中，八路军便依靠从滹沱河打捞上来的晋绥军8门山炮作为主要装备，组建了总部直属炮兵团。这个炮兵团不仅参加了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大生产运动中，炮兵团的官兵与王震指挥的359旅一道，开赴南泥湾进行屯垦，囤积了大量粮食和木炭等物资，这些都成为炮兵学校建设的物资基础。而炮兵团的教导营学员经过数年的学习，已逐渐成为炮兵教学方面的骨干，具备了担当炮校队长、区队长和教员等职务的能力，这为炮兵学校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然而，尽管前期准备充分，炮兵学校的建设依然面临重重困难。首先，炮兵教学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而我军的干部在管理和组织教学方面经验相对薄弱。其次，教学所需的火炮数量极其有限。当时，炮校的火炮仅有两种：一是缴获的日军41式75毫米山炮，二是阎锡山太原兵工厂生产的晋造13式75毫米山炮，而晋造13式其实是以日军41式山炮为蓝本仿造的，性能差距不大，总共也只有22门。此外，各类炮兵教学所需的器材极度匮乏，特别是炮兵射击指挥器材，不仅数量稀缺，而且这些器材多是从对日伪军作战或反顽战役中缴获的，规格参差不齐，操作方法也不统一。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许多必要的器材，如水平仪、米尺、三角板等，都只能设法用简陋的代用品或模型代替。

在物资匮乏的背景下，连最基本的教学工具——粉笔，也难以保证供应。由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导致边区的财政状况和物资供应都十分困难。炮兵学校的学员们只能用白土代替粉笔。学习条件的简陋程度可见一斑。上课时，学员们通常都是在露天场地上，坐在小马扎上听讲，教材和笔记本也都是用边区生产的土造纸装订的，由于数量极为有限，学员们对纸张的使用极为节约，上课时只能先在地上随便写写画画，弄清楚了内容，再小心翼翼地写到纸上。为了尽可能利用每一页纸，若是有不懂的地方，课后要立即向教员或其他明白的同学请教，确认无误后才敢在纸上记录。

尽管物资极度匮乏，教学条件十分艰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学员们求学的热情。1945年2月，延安炮兵学校终于编班开课。学校共设有3个大队和1个迫击炮教导队，学员总数超过1000人。这其中，既有从抗大和陕北公学等学校考入的学生，也有来自抗战一线、各部队选送的战士。许多学员曾亲身经历过因缺乏炮兵支援，面对日军的坚固炮楼和防线，感到束手无策的情形。有的战士甚至冒着枪林弹雨，用人力将炸药送上去，发动爆破。这些亲身的经历让他们对大炮的渴望愈加强烈。

在炮兵学校的操场上，学员们时常激动地讨论着：现在咱们有了大炮，不说92式步兵炮，攻下县城都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这些大家伙，敌人的炮楼、据点，统统可以打下来！如果鬼子汉奸还敢坚守，那就开炮把他们送上天！这种对于大炮的热切期待，和对未来胜利的坚定信念，成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学员们在学习中表现得格外认真、刻苦。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虚心求教，课下也积极思考，发明创造，弥补训练器材的不足。三年后的炮兵学校，已经培养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炮兵部队，正是这支队伍，在战场上无数次打击敌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五十年后，这些曾经连粉笔都用不起的学员们，带领中国炮兵走向世界最强的行列，成为全球最具威慑力的炮兵部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