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1年，宋太宗赵光义借口恢复汉唐故疆，对越南北部的交趾发动大规模远征。虽然一度高歌猛进，仍旧在第二次白藤江之战中遭至惨败。

这是北宋统一战争的重大挫折，实际影响远胜典籍里的轻描淡写。中央禁军的极度特化、适应力差等问题，在这场溃败中暴露无遗。甚至可以被视为，后来很多重大抉择的预期埋雷。

汴京的特化战争机器

自从在高粱河飙车 宋太宗就希望用一场大胜来对冲败绩

事实上，赵光义对交趾大举用兵，主要是为对冲自己的一系列挫败。尽管先后逼泉州、吴越纳土，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强取北汉，却始终无法击败契丹。例如公元979年的高粱河之战，就以丑态百出的飙驴车跑路收场，使边境完全陷入被动防御状态。

即便如此，宋朝二代天子的中央禁军仍处巅峰状态。这支武装与残唐五代的的藩镇牙兵截然不同，具备无与伦比的供养水平和超强执行力，表面看颇有天下无敌架势。但内含致命的特化因素，很容易在不适配的战场上迅速崩溃。

宋朝禁军在发展中高度特化

首先，宋太宗继承其兄长的强干弱枝之策，将全国精锐集中编为禁军。于是，地方仅留羸弱厢军，无法承担有限防御外的其他高强度作战。当朝廷决心远征交趾，出动的12万水陆大军几乎都为中央之兵。哪怕有高度集中的财政动员体系，仍需走漫长历程抵达前线，连带着粮秣军械的补给都倍加困难。

其次，北宋禁军的战术日益僵化。皇帝往往预设作战队形，以驿马传至前线，要求将领按图布阵，不得擅自更改。这种遥控指挥源于猜忌，塑造出极度依赖固定流程的路径依赖。在黄土高原和南方丘陵间或许管用，遇到真正灵活的契丹骑兵就相当吃力。等到环境再度变更为湿热林地，就难以发挥想象中的任何优势，也来不及尝试有效调整。

宋朝禁军必备的《平戎万全阵图》

此外，宋军高度依赖水运进行兵力和物资投送。例如广州开拔的水军，就是走海路直抵白藤江，同来自南宁的步军主力会和。奈何所用船只仍以内河型号居多，看着雄壮高耸却速度较慢，容易增加沿途消耗。一旦航道变窄或水文条件聚变，就会失去基本的灵活性，沦为伏兵重点针对的目标。

换句话说，北宋只能用单调套路应对复杂问题，脑中回荡着来自北方前沿或长江流域的死板概念。由于系统性僵化首要服务于帝王的安全观，所以连是否胜利的标准都必须靠边站。

北宋禁军依赖水运 却不熟悉白藤江的航行条件

白藤江的溃败

正在集结的交趾军队

另一方面，刚刚掌控交趾的前黎朝军队，也在有条不紊的安排防御措施。他们参照此前与南汉的战争经验，料定白藤江才是投送兵力物资的关键所在。故而派人打下许多木桩，准备配合己方战船阻拦宋军推进。

显然，自恃甚高的宋军对此没有准备。在成功抵达北越海岸后，似乎顾不得潮汐复杂、暗礁弥补等隐患，就贸然向着白藤江上游逆行。由于人数众多、装备较好，竟硬着头皮打破守军防御。不仅拔除木桩，还在击溃黎桓的水师后俘获200艘船。

交战之初 宋军始终处在优势一方

然而，致命的非军事因素，迅速稀释掉北宋方面的前期优势。彼时正值春夏之交、疟疾流行，广大来自黄河、长江流域的禁军士兵，对交趾的湿热气候毫无免疫力。虽然史料未详细记载疫病损失，但结合历史上中原征交趾的"士卒多死"常态，以及宋军后期的"师老气衰"状态，可以推断瘟疫严重削弱其持续作战能力。

于是，水军统帅刘澄与陆军将领孙全兴在花步地区会师后，竟下令滞留70天按兵不动。既是等待汴梁中央的进一步指令，也是为众多染病的士卒提供调整时间。他们之间的嫌隙，更是被交趾权臣黎桓看在眼里，量身定制出一场经典的“诈降+夜袭”好戏。

黎桓主动向宋军递交降书

根据《宋史》和《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桓向主帅侯仁宝递交诈降书。由于禁军的情报工作主要针对辽国和内部藩镇，对交趾的了解停留在想象层面，还缺乏必要的政治格局分析，所以对此毫无怀疑。

当夜，黎桓便率军突袭禁军大营。交趾人还针对宋军弱点，有意思避开正面交锋，利用地形熟悉度创造近身离混战。针对北宋水师的大型船只，则利用其难以在狭窄河道转向缺陷，用大面积火攻和接舷战制造混乱。

交趾军队在反击中强调侧翼突袭

当时，还有很多楼船被困于木桩与浅滩之间，重装步兵也无法在密林中无法展开队形。宋军引以为荣的弓弩优势，更是在雨夜侵袭下聊胜于无。等到侯仁宝战死，整支远征军因群龙无首而死者大半。唯有陈钦祚率领余部撤退，复遭追击才脱险境。

最终，宋太宗被迫承认黎桓为交趾郡王，实际上默认其独立地位。这一政治后果，标志着北宋"恢复汉唐故疆"雄心受挫，与辽国边境的诸多警报呈交相呼应之势。诚然，稍后还有浩浩荡荡的三路北伐。但汴梁朝廷治下的版图面积，已经在北越密林的暴雨冲刷下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