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八王之乱导致西晋中原人民流离失所、百业凋零的同时，北方的胡人们则抓住了机会，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开始主导北方的政治走向。西晋政权虽然在风雨飘摇中艰难撑过了十年，但最终却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311年，洛阳陷落，西晋皇室被迫西迁；五年后的316年，长安也沦陷，西晋彻底灭亡。 然而，正是在西晋灭亡的前几年，313年，在遥远的西方，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下令承认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这一历史性决定不仅标志着基督教逐步进入主流，也预示着与东方的五胡乱华事件几乎同时展开，东西方的历史潮流开始交汇。 西晋的封王制度本意是为了集中权力，但却在实际操作中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制度的设立依赖对宗室成员的信任，这种信任却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变成了致命的祸根。黄仁宇曾评价西晋的经济体系为极不完善，最终在全球寒冷化的背景下，西晋的脆弱与原始本质显露无疑。而当司马家族的各位王侯为了争夺中央权力而穷兵黩武时，国家的局势迅速恶化，原本企图通过内部分裂来延续政权的想法，最终却令所有司马家人都成为了失败者。 在这场漫长的争夺战中，北方经济遭受了极大破坏。与此同时，游牧民的崛起也为局势的变化提供了催化剂。农民本已在全球寒冷化浪潮中损失惨重，结果不可避免地大量破产，整个中原的经济基础因此陷入困境。南方逐渐成为经济的重心，五胡十六国时代的降临似乎也早已注定。

在这场内乱的初期，中央军队几乎主导了大部分的斗争，这一点在周艺和高远的论文《西晋八王之乱原因新释》中已得到了强调，张金龙的《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也进行了详细分析。几十年前，学者们就已提出，八王之乱的根源在于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而非地方的封建化问题。如今，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早已被广泛接受。 因此，网上流传的八王之乱是地方自治与封建化的灾难之说，显然是误解。实际上，八王之乱的起源并非来自地方的独立，而是中央集权的失控与家族权力的争斗。晋朝的财务体制本身就使得地方封王的军事力量处于极度的不平衡状态。他们拥有军队，但却没有相应的财政权力来支撑军队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天灾或者外部压力都会让这些地方封王产生强烈的权力欲望。特别是在经济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他们为了自身的地位，必然会积极参与权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