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家店险些丧命的宣教科长杨照临，每当提起王家店之事，便难以抑制内心的悲愤，眼泪涟涟地回忆道：“我们当时困在王家店的房屋里，大家彼此鼓励，心想没关系，外面有我们两个团，我们的部队一定会来救我们！谁知，你们竟然跑了！” 这番话发生在叶县整党会议上。 1948年，刘邓部队在叶县进行整党活动，大家展开了面对面的讨论，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在战场上，指挥官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随意发号施令，但在整党活动中，甚至连下级军官也能开口批评上级，互相批评不再是禁忌。 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也因此不得不面对一块难以绕过的伤痛，那便是王家店战斗。尽管战斗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这场失利仍旧深深地困扰着十八旅的指战员们。王家店的失败，虽然导致了五十二团政委蒋科、一营营长武效贤和教导员于永贤等人的处分，但十八旅的战士们仍然将责任归咎于肖永银身上。 会议上，杨照临讲起王家店时，悲愤至极，失声痛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胡琏整编第十一师攻入王家店后，杨照临和十八岁的干事郑子林在黎明前趁夜色悄悄逃出了王家店。二人逃过河时不幸被敌军发现，郑子林为保护杨照临英勇牺牲，杨照临虽然受伤，但凭借着坚强的意志，一路乞讨，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回到了十八旅。

杨照临毕业于武汉大学，原本因为社会关系复杂，并未受到纵队的重用。然而，在王家店的生死考验中，他表现出了忠诚与勇敢，赢得了纵队领导的认可，并在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得到了表扬。六纵机关给他做了一个鉴定，表示：“经过这次生死考验，杨照临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值得信任，是个忠诚的战士。” 每当提起王家店，杨照临便控制不住情感，几乎泪如雨下：“大家那时被困在王家店的房子里，依旧在互相鼓励打气，心想着外面有两个团的支援，我们的部队一定会来救我们！谁知道，竟然你们跑了！” 提到最痛苦的时刻，杨照临的手指几乎指到了肖永银的鼻尖：“旅长啊，你这是见死不救！” 杨照临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学生，戴着眼镜，平时给人一种儒雅的印象，然而此刻他却如一只被伤害的老虎，怒吼着对肖永银咆哮。 情绪在这时完全爆发，众人愤怒地指责：“旅长，你瞎指挥！为什么撤退？我们完全可以打下去，把直属队救出来！” “旅长啊，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怎么忍心让我们的直属队挨打？怎么舍得让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去拼命！”

肖永银坐在那里，始终默不作声，紧闭着嘴巴，任凭大家的指责如雷鸣般轰击他。尽管旅直属队被歼灭，肖永银的心里也不好受，但他无话可说。毕竟，他是旅长，责任自然压在他肩上，自己该背的责任，如何能推给别人呢？ 纵队也开始对王家店战斗进行检讨，指责的矛头同样指向肖永银。有人提到：“纵队副司令员韦杰当时也在十八旅。”言外之意是，韦杰应该也负有一部分责任。杜义德听后当即火冒三丈，反驳道：“如果要追究韦杰的责任，那就应该追究他没有坚持原则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也是主张要打进去的。” 几天后，纵队召开党委会选举，肖永银竟然未能当选为党委会成员，反而是十八旅政委刘昌和政治处主任李少清当选。作为旅长，肖永银没有成为党委会成员，这在六纵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肖永银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看到五十二团政委蒋科时，他冷冷地甩下一句话：“你们见死不救的错误，落在我身上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由于王家店战斗的失败，五十二团的政委蒋科、一营营长武效贤和教导员于永贤被给予警告处分，原因是他们“见死不救”。然而，这几位军官心中都有很多不解，特别是武效贤，他一直不明白为何自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武效贤一向英勇善战，性格直率，对于这种处分，他感到极为不公平。 当时，五十二团的部队驻扎在王家店东南，并未收到明确的命令要求进攻王家店。武效贤只接到命令：让一营轻装上阵，顺着山顶部署部队，掩护主力部队向东撤退。

后来，五十二团政委蒋科打电话告诉武效贤：“情况紧急，部队要突围，不必听我们的指挥，自己组织部队到七里坪集结，只要带人出来就行，重武器带不上也不要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一营的士兵都感到非常紧张。武效贤立即指挥主力连开路，很顺利地带领队伍抵达七里坪。之后上级再次要求武效贤去救援王家店的部队，但武效贤并未执行，结果被给予警告处分。对此，武效贤极为不满，认为当时情况混乱，一营根本无法了解整个局势。 政委刘昌找武效贤谈话，武效贤则直言不讳：“你们把我当替罪羊，我不服气！”直到抗美援朝时期，武效贤被调到一零六团担任团长时，他仍然对王家店的事情耿耿于怀，并向上级提出：“我可以去一零六团，但王家店的事必须说清楚。” 这时，才决定撤销对武效贤的处分。之后，武效贤见到了已是十二军副军长的肖永银，他再次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平：“你们不公平，实际上王家店的责任不在我，我一个营又能做什么？你带了两个团也没能救出来，难道我能做得更多吗？” 肖永银对此只简单回答道：“好了，不说这个事了，不是把你的处分撤销了吗？” 王家店的失败，给十八旅乃至整个六纵队带来了深深的阴影。然而，事情已经发生，若再过度纠结，只会让伤口难以愈合。刘邓首长特地向六纵发出指示：“此事不可再提，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 肖永银最终算是勉强渡过了难关。

紧接着，团和营两级深入开展整党运动，严厉揭露和批评了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其他不良倾向，特别是右倾情绪，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整军过程中，刘邓依据纵队、旅队、团级等顺序，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部队思想逐渐达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