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为何会遭遇一贬再贬？制造祥瑞、政变未遂还能称忠臣吗？

以北宋政治家寇准为中心的朝堂群像，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北宋“党争”时代。其间，发生宋太宗定策立储、宋辽战和、澶渊之盟、真宗天书封禅、刘后垂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深刻影响了宋朝之后的历史走向。

在《忠臣之变：大宋989—1051》中，宋史学者吴铮强解读名臣寇准的生前身后事，剖析“忠奸”叙事模式，直达宋代政治的核心。下文经出版社授权选自《忠臣之变：大宋989—1051》。

《忠臣之变：大宋989—1051》

作者：吴铮强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

原文作者｜吴铮强

历史谜案是个无底洞

研究寇准的缘起是林鹄兄在《南望：辽前期政治史》中指出寇准叙述的错乱，初衷则是试图打破真宗朝寇准与王钦若、丁谓忠奸对立的历史叙述模式，没想到后来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个研究其实已经延续足足十年了。

历史的谜案就是个无底洞，挖完一个坑，发现下面还有一个坑。如果说忠奸对立是第一个坑，挖下去就会发现寇准其实热衷权力斗争。寇准的立朝与去国其实跟奸臣的诡计关系不大，主要是帝王好恶与时局变化的结果。所谓宰相不过是官家的“工具人”，寇准与王钦若、丁谓都不过如此，王旦与寇准的同盟关系也基本上不成立。

破除了忠奸对立，就发现了第二个大坑，就是寇准深度参与了定策之功的争夺，而且不止一次。这是他权势的根本来源，也是他“失身”的本质原因。所以就大臣的定策之功而言，寇准应该与赵普、韩琦并称北宋三大权相。当然这其中韩琦最为成功，谋立英、神两代皇帝并逼曹太后撤帘。赵普的定策之功最辉煌而曲折，虽然未必是赵匡胤霸府的第一谋士，但毕竟参与了陈桥兵变的策划与宋朝的建立。之后因为反对皇弟赵光义而被贬出京城，又主动为太宗除去另一位皇弟赵廷美而东山再起，最后谋立太宗的皇次子赵元僖未成功而去世，算是胜负参半。在定策之功这个谱系上，寇准可以说是赵普的继承人，谋立宋真宗大获成功，反对刘皇后虽说惨遭失败，但仁宗亲政后得以恢复名誉甚至流芳百世。可惜被重新评定为忠臣时，寇准已被贬死十多年，从谋身的角度讲，相比于赵普、韩琦卒于太师或司徒之位，简直有云泥之别。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人，北宋政治家、诗人。

本来第二个坑是重新讨论寇准的重点，本书的立足点也在于天禧权斗的忠奸之辨。但为寇准撰写一部书稿，毕竟无法绕开澶渊之盟，结果就掉进了第三个大坑。梳理澶渊之盟之前的宋辽关系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康保裔、王继忠被擒的真相是什么？在保持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契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归降宋朝？在统一战争的思维定式下，澶渊之盟讨论的重点始终是对辽战争的策略问题。但宋辽之间本无战争，澶渊之盟其实是在宋太宗北伐失败后反复求和不得的背景下展开的，战争僵持未必是理解这次和议的合适的角度。由此深入两国内政与战争的关系，就会发现寇准长期参与的对辽策略在历史叙述中神秘消失，而与他关系密切的臣僚提出过对策的间谍策略。这些几乎不会出现在主流叙述脉络里面的线索为重新理解澶渊之盟打开了空间，也引出了澶渊之盟是宋辽长期秘密谈判结果的推测，并进一步关注到小人物张皓的特殊角色。

至此，对寇准功过是非理解的视角，已经从忠奸对立，逐渐发展为定策之功、秘密谈判、间谍策略。寇准生平中的诸多谜团也由此浮现出来：寇准成为宋皇后的妹夫与太宗朝的争嫡之战有什么关系？寇准在大名上书太宗与父亲寇湘“陷蕃”有什么关系？史书中为什么隐没寇准连续五年调食西北的经历？真宗亲征大名时为什么神秘召来寇准？此事为什么同样未见载于史书？寇准的《御戎论》、极言北边事既然特别重要为什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现在已经无法挖掘到什么史料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如果用冰山一角来形容历史认识，浮出水面的部分就是进入后人知识系统的历史叙述，水面之下的巨大体量相当于未被充分挖掘的史料。但水面下的冰山已经大面积融化或毁坏，冰山最初的形状需要用推测与想象才能还原大概，现存所有史料并不能呈现全部历史事实。

《大宋宫词》剧照。

寇准反对刘皇后的斗争，

开创了宋朝的忠奸时代

寇准的父亲寇湘可能是后晋的状元，但在五代无缘成为朝廷命官。寇准对父亲的生命史应该是既骄傲又心有不甘，这可能是寇准过度“恋阙”的重要心理机制。“陷蕃”的经历或者其他不为人所 知的原因，或许寇湘蒙受冤屈甚至英年早逝，这会给寇准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产生强烈的悲剧命运意识。结果就是寇准在知巴东县任上不切实际地把自己想象成贬逐之臣，莫名的忧惧之情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喷涌宣泄。

十八岁那年寇准在大名上书太宗，既意外发现了太宗受箭伤的机密，又献上了与父亲遭遇有关的某种应对契丹的策略，给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他一生富贵的起点。可能因为这个大胆的行动，才有后来寇准神秘的长达五年的调食西北的经历，在朝中他受到太宗的特别信任，并续娶宋皇后的妹妹而成为皇亲国戚。寇准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深度参与夺嫡之战并成为真宗的定策功臣，他为太宗献上的对辽间谍策略也在真宗朝大规模实施，并最终达成澶渊之盟。虽然出现了很多虚构的情节，但澶渊之盟仍是寇准一生功业的巅峰。寇准晚年献上天书，并与周怀政联手反对刘皇后，这个举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图复相”，更是“赴义忘白刃”“贱节惟勤王”的宦侠人格的彰显，也显示出对仁宗终将亲政的深远谋虑和坚定信念。

《寇老西儿》剧照。

寇准反对刘皇后的斗争开创了宋朝的忠奸时代。宋朝的忠奸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现实政治中对君主的忠诚与背叛。所以寇准的定策之功对真宗是忠，与周怀政共同制造乾祐山天书及发动政变对真宗与刘皇后是逆臣奸邪，但对于仁宗却是赤胆忠心。二是历史叙述的忠奸之辨将宋朝的臣僚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寇准要斗争的奸臣以“五鬼”为核心，他们是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但这个概念是王曾在天圣年间提出来的。王曾、王曙等人一边继承寇准的政治遗产，一边培育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庆历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传承人。此后韩琦、张唐英等人仿效寇准积极投身定策之功，而司马光、刘攽等人则通过私家著述争夺寇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但这些人都反对变法，对寇准都有十分正面的评价，而变法派主导编撰的《两朝国史》就“非寇准而是丁谓”。

《宋史》把寇准的悲剧命运总结为“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并将其归咎于“臣不密则失身”，《东都事略》也讲“夫事以密成，而以泄败”，似乎寇准只是因为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才导致失败的。这里的失败表面上是指罢免丁谓的太子亲政计划，实际上就是杀丁谓、废刘后而真宗退位的周怀政政变计划。这类评价对寇准固然有所批评，但其实站到了政变的立场上。这样的评价对于真宗而言其实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隐含着对真宗的彻底否定，这也是寇准的个人历史无法明白揭示的根本原因。

很多寇准传记都以其少年时代的诗句“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宣扬寇准悲剧的宿命论，但《旌忠之碑》接着又记述晚年寇准一心修佛，“自是色空梦幻，深诣谛法，危坐终日，寂无他营”，这是寇准结局的另一种叙述策略。不过这种“危坐终日”只能算临时抱佛脚，寇准更重要的文化认同是“必本《风》《骚》之旨”。不能诗意地栖居就不是真正的诗人，故吏范雍的《忠愍公诗序》最后特别引用了寇准的《闻杜宇》，或许这首诗才最准确地刻画了寇准的人格密码：“曾为深冤无处雪，长年江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残阳后，愁杀天涯去国人。”

原文作者/吴铮强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