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随冯玉祥征战四方，直到中原大战结束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宋哲元参与了冯玉祥与南北军阀之间的战争，屡次立下战功，逐渐成为冯玉祥麾下的五虎将之一。尽管当时的军阀混战充满了许多不必要且没有实际意义的战争，宋哲元凭借一系列的胜利，逐渐声名显赫，积累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第二阶段是从29军的成立到长城抗战的结束。在这一时期，宋哲元领导的29军在长城抗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英勇。尽管兵力不足、装备简陋，但他依靠顽强的意志力和出色的战术，以大刀作为武器，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成功树立了29军的威名，也使得他本人在民众中成为抗日英雄。

第三阶段是从29军进驻平津地区直到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这一阶段，29军的规模迅速扩大，从最初的两万多人发展到十几万人。然而，宋哲元的表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他早期抗日英勇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他逐渐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多次在关键时刻选择退让，导致29军在日军的进攻下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领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曾经的抗战英雄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呢？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日本的支持下宣告成立，但日本关东军认为这还不足以确保满洲国的安全。为了进一步巩固满洲国的存在，日军攻占了山海关和热河，并将占领区推进至长城一线。原驻守这些地区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王以哲部几乎瞬间溃败，而张学良由于无法忍受局势的变化，辞去了华北军政长官的职务。此后，蒋介石决定将何应钦派往北平，接替这一职务。 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爆发，西北军、蒋系嫡系部队以及晋绥军联合抗击日军，造成日军重大伤亡。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妥协政策，抗战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在日方的压力下，蒋政府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的22个县划定为非武装地带，实际上为日军进攻华北做了铺垫。

此时，日本在中国驻有两支驻军：关东军和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尽管关东军的建立较晚，但驻华北的驻屯军早在1901年就通过《辛丑条约》成立，可以看出华北北部早已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1935年7月，日本提出了《何梅协定》，尽管协定未正式签署，但日本驻华北的司令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条件，何应钦没有反对，因此日本单方面宣布协议成立。协定中最为严苛的一项是，蒋系嫡系部队不得驻扎华北，这使得何应钦对酒井隆怀恨在心，二战后，何应钦将酒井隆列为战犯，并誓言追究其责任。 原本蒋介石计划依靠何应钦抵挡日军侵扰，等到1938年训练出足够的德械师后，再与日军展开决战。然而，日方却绕过何应钦，直接与宋哲元接触。在《何梅协定》签订后，蒋系嫡系部队撤出华北，29军成为唯一驻守华北的部队，宋哲元也因此实际上掌控了华北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是个复杂的人物。表面上，他可能给人以柔弱、迟缓的印象，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能展现出决断力。1928年，他指挥西北军征战陕西时，曾在一夜之间处决了4500多名俘虏，震慑了整个陕西。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的残部退至山西，准备推选新的领导，最终选中了宋哲元。 在长城抗战期间，宋哲元的部队主要驻扎在察哈尔一带，尽管地理环境艰苦，养兵十分困难，29军依然坚守了下来。然而，当29军进入物资丰富的平津地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物资充足，士气也随之下降，军队的战斗力有所减弱。此时，宋哲元面对来自内外的压力，既有爱国情怀，又有军阀意识，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使得他在面对日本的压力时，常常选择了妥协。 蒋介石原本希望通过宋哲元坚守华北来延续抗战的机会，但宋哲元的态度却逐渐变得模糊。他虽然名义上还是蒋系的人，但也希望保持29军在华北的独立地位。蒋介石对此深感担忧，担心日本绕过南京，直接与宋哲元谈判，这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日军也频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尤其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经常与宋哲元接触，逼迫他做出表态。尽管宋哲元没有完全与日方妥协，但他始终未能果断地断绝与日本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日方的威胁和提议，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决定。 1936年秋，宋哲元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谅解协议。尽管他没有正式签字，但也未表示反对。这份协议对中国极为不利，包括日本参与修建津石铁路、控制华北的棉花产业等，最终导致南京方面极为愤怒，认为宋哲元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宋哲元的妥协与幻想最终导致华北局势恶化。1937年，南京方面决定加强对华北的控制，宋哲元本应前往南京参加会议，但他未能如期到达。很多人为他辩解，说他是被日本阻挠，但如果他真有意前往，日方是无法阻止的。蒋介石不得不指派宋哲元的副手前往南京，试图让他认清形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宋哲元仍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尽管蒋介石命令他赶赴保定指挥作战，但他依然选择前往天津，并继续与日本驻屯军的司令官接触。最终，日军向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29军撤离北平，而宋哲元错失了反应机会。随着日军的进攻，平津地区最终沦陷。 宋哲元因长期的焦虑与内疚，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最终住院。尽管他曾誓言为国捐躯，奋勇抵抗，但他的一系列失误与妥协，给中国的抗战事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抗战初期，尽管宋哲元在一些问题上出现过失误，他的本质依然是爱国的。在与韩复榘的冲突中，宋哲元意识到国家的危机，并及时将消息报告给蒋介石，避免了一场割据的危机。因此，尽管他在抗战初期做出过一些错误判断，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宋哲元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立场和大节，表现出了相当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