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时，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11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89亿美元。当时印度的经济规模明显比中国更大。发展到2023年，印度GDP增长到3.73万亿美元，但中国的GDP则飙升至17.89万亿美元，几乎达到印度的五倍之多。

印度和中国都是拥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它们的国家形态都比新中国成立得早。再加上印度曾接受过英国殖民统治，继承了一些现代制度与基础，其起点比中国高得多，看上去本不应该和一个起步更晚的中国拉开太大差距。然而几十年过去，中国在经济与整体发展上却远远超越了印度，两国之间的差距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印度没能追上中国？为什么几十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惊人？要解释这一现象，原因固然复杂，但中国历史上晋朝和宋朝的经历，或许能提供一种角度。

晋朝和宋朝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的政权都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妥协取得的。与那些靠打仗夺得天下的大一统王朝不同，晋宋两朝的建立更像是在政治博弈中“巧妙接管”了权力，而不是用实力硬抢过来的。

例如，刘邦和朱元璋这样的开国皇帝是以强大声望和卓越能力建立自己的王朝，他们有广泛支持，因此能在政治上坚定果断，不太需要向别人低头。但晋朝和宋朝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根基相对薄弱，没有那么强的群众基础，所以只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向其他势力妥协。

先看晋朝。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后虽然掌握了魏国的大权，却仍然无法完全控制整个局面，他必须依赖当时势力庞大的门阀士族，因此不得不做出让步。这种妥协结果，就是门阀士族越来越强势，最终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制约皇权的局面。

再看宋朝。赵匡胤被“黄袍加身”本质上也是政变，因此政权合法性并不稳固，赵匡胤无法采取强力措施，必须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向各方妥协。这导致宋朝官员过多、军队臃肿、财政负担沉重，而且因为内部治理效率不高，在外交上也显得软弱无力。

从历史看，那些通过政变取得的政权，例如晋宋，往往因为妥协过多而缺乏强硬的集中权力，使得许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无法彻底实施。虽然隋朝也是通过政变上台，但隋炀帝的激进政策引发各方不满，很可能也是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二战后，全球掀起殖民地独立的浪潮，但印度选择了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争取独立，而不是通过武力抗争。这种方式的核心是放弃复仇，采用温和手段推动独立。然而，在这种基于妥协的独立过程中，印度必须向英国让步，甚至独立后仍保留英联邦成员身份。

印度独立的政权随后也面临许多棘手问题，例如如何处理众多土邦、如何改革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如何推动全国语言统一等。印度的选择是继续妥协，从而换取土邦加入联邦。比如当时一共有563个土邦，占据全国一半的土地和人口。为了让它们同意加入印度，政府不得不保留它们的旧有特权，还要向土邦王公支付高额的年金。这使得印度在国家整合初期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直到今天，部分贵族阶层仍保持着特殊地位。

总体来说，在没有经历流血革命的情况下，印度只能与拥有既得利益的旧势力反复谈判，靠交换条件推进国家统一。这种妥协导致中央政府权力受限，国家治理体系留下许多弊端。正如晋宋两朝的历史所显示，过度依赖妥协往往会让政权显得不够强硬，执政效率也会受到削弱。

中国走的道路则完全不同。从谭嗣同以来，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变革牺牲生命，最终彻底击破了旧势力体系，重新塑造了国家的力量结构。正是这种彻底而坚定的革命，才让中国能真正实现独立，并在近代快速崛起。

因此，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距并不是偶然的。印度选择的是妥协式的发展路径，而中国选择的是彻底推翻旧秩序的革命道路。两国在国家力量构建方式上的根本差异，正是导致发展速度拉开差距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