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日塘秦刻石：秦时，人们就知道了昆仑与河源？

正文：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伎采药（昆）崘。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又前行可三百五十里。

译文：皇帝派遣五大夫、微臣翳，率领方术之士前往（昆）仑山采集药物。翳于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驾车抵达此地。从这里，翳将继续向前行进约三百五十里（即可抵达采药地点）。

这就是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是青海黄河源区发现的、中国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其具体坐落于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左下方，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

刻石的发现与确认过程历时数十载。约在1986年，当地牧民多杰南杰最早发现此石，但未识其文字属性。2016年，玛多县副县级驻寺指导员、玛多山水文化研究员华旦听闻有此石刻；至2019年，他亲见实物。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团队在考察中重新发现该刻石，并向青海省文物局报告，其后在2023年出版的《昆仑上下》一书中提及并附照片。同年8月，青海省文物局委托考古队开展现场调查，运用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深入辨识。

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在青海调查吐蕃遗址莫格德哇，并制定保护发掘方案。该遗址位于玛多县花石峡镇西北侧，地处冬格措那湖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作为高原湿地与历史文化遗产复合型景观的人文要素，与周边4.8万公顷的湖泊、草甸、沼泽等自然地貌共同构成独特的地理空间关系。2023年4月，玛多县政府邀请仝涛研究员调研该遗址。考古调查表明，该遗址是玛多县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墓葬群，反映了古代藏族先民在高原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智慧，是研究青海高原古代文明的重要物质遗存。同年7月，考古队在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发现尕日塘秦刻石，完成初步考古记录。2024年，仝涛团队在制定发掘方案时，注意到石刻中“己卯”二字所承载的关键年代信息。

2025年6月8日，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正式向社会公布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6月9日，相关人士透露，此刻石的发现与论证过程极为复杂，专家通过逐字摄影、拓片、临摹、三维建模等系统性工作，查阅比对大量文献与考古材料，并咨询多方学者，方形成最终结论。

需特别说明的是，此刻石公布后，立即在学术界引发激烈争鸣。公布当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直言：“铭文若如释文所释，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2025年6月11日，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侯光良回应媒体，承认此前关于刻石年代为“元代或清代”的推断较为粗浅。6月12日，复旦大学刘钊教授表示，虽不敢贸然判定为真，但对轻易断伪亦不赞同，并从作伪动机分析：“在4千多米、人迹罕到的高原上造假，图啥呢？”2025年7月1日，仝涛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首次公开回应学界质疑。

许多网友与公众认为，质疑者大多未曾亲临现场，仅凭照片便断定石刻造假，略显草率。

2025年6月30日，《光明日报》开设“昆仑石刻”学术争鸣专版，倡导“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观点迥异亦欢迎”。截至两个多月后的9月16日，该专版已刊出22版，发表57篇专家文章及十余篇评论员文章，深入阐释学术争鸣的原则与意义，有力推动学术研讨，被誉为 “现象级文化事件”。

为进行科学鉴定，2025年6月13日至14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专班，开展高精度数据采集与初步考古调查，调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等多领域专家，获取刻石本体、保存状况及环境数据。7月15日至18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三院专家再次调查，形成考古调查报告，并完成刻石文字的高精度数据采集。

两次考古鉴定结果表明：刻石与湖滨坡地共同形成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地质环境；岩性为石英砂岩，耐磨抗风化；文字具平口工具凿痕，符合时代特征；矿物与金属元素分析排除现代合金工具凿刻可能；刻痕与表面含风化次生矿物，经历长期风化，排除近期新刻。基于此，形成《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经审慎研究，正式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2025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再次就尕日塘秦刻刊文《对“秦刻石”认定的几点意见》，作者为刘钊，认为刻石中一字当释为“藥”而非“樂”，并对仅存“日”旁的残字考为“昆”字提出论证依据。文中说——

发布会公布的刻石释文中，将原释为“昆”的字用方框标示成阙文，并解释为：“‘□’字仅存‘曰’字头。”同时发布会实录似乎在尽量避免提到刻石与“昆仑”的关系。

我认为发布会将释文中原释为“昆”的字用方框标示为阙文，且尽量避免提到刻石与“昆仑”的关系是不合适的。将释文中原释为“昆”的字用方框标示为阙文，等于表明刻石中不一定有“昆”字；而没有了“昆”字，自然也就没有了“昆仑”一词。

学术界围绕“昆陯”有过很多讨论。从里耶秦简的记载和《吕氏春秋》的一处异文看，“昆陯”就是秦时“昆仑”的时代性或地域性写法，这一点毫无疑问。至于围绕“昆仑”的众多解释，有很多或是无的放矢，或是不知所云。其实“昆仑”的能指和所指并不相同，“昆仑”是个变动的概念和流动的名称，但刻石所处地点和刻石文本内容中皇帝派使者“采药”，以及昆仑山、西王母与“药”和“采药”的关联，使得刻石与西边不远处的昆仑山的联系变得难以否认。不管后世昆仑的所指和实际所在如何，或是秦时对昆仑之所在也有不同的认识，起码五大夫翳是把石刻所在的西边不远处认定为昆仑所在的。昆仑指哪里和昆仑实际在哪里，不是一回事。后世认为昆仑在哪里和秦时认为的昆仑，甚至五大夫翳认为的昆仑在哪里，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刻石上的“昆”字虽然只剩下上部的“日”旁，但却是确定无疑的，不容有他想。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这个字从字形到字义，从语法位置到文义，限制性都太强了，具有无可置疑的排他性，基本清除了除“昆”字外的所有可能。

这一限定性有“明”的，跟字形结构、语法位置和词义有关：

1.这个字是上部从“日”旁的一个字。

2.此字跟“陯”字组合，正好可以跟里耶秦简的“昆陯”对照。“陯”字使用场合少，可以跟“陯”字组合的字更少。

3.此字与“陯”字组合跟在“采药”一词后边，指的是采药地点，而这个地点又一定是指山的名字。因为古代所有采药都在山上进行，从无例外。

这一限定性也有“暗”的，跟文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

4.此字与“陯”字组合记录的是一个山名，而记录这个山名的刻石正好距离昆仑山不远。

5.传世文献早已揭示出昆仑山和昆仑山上的西王母跟“药”和“采药”的特殊关系，跟刻石文本内容可以关联。

图⑥

图⑦

图⑧

字书中，上部从“日”旁的字有如下一些：“昆”“圼”“妟”“旦”“早”“旱”“旯”“旲”“旵”“勗”“旻”“昊”“昗”“昌”“易”“昘”“曇”“昜”“星”“昦”“昇”“昪”“昮”“是”“昱”“昂”“昺”“晃”“晏”“晕”“晜”“晨”“景”“晷”“晸”“暃”“暑”“暠”“暴”“曧”“曩”“曻”“杲”“炅”“量”“（见图⑥）”“（见图⑦）”“（见图⑧）”，其中有些是生僻字，很少使用，有些是秦汉之后甚至很晚才产生的字。这些字中能跟“陯”字组合且可用为山名的字，只有“昆”字。

综合以上互有联系的五点，利用排除法，这个字除了是“昆”字外，还有是别的字的可能吗？绝对没有！既然此字一定是“昆”字，则“昆陯”自然也就是“昆仑”。

尕日塘秦刻石所在的扎陵湖沿岸属弱侵蚀剥蚀的高原低山丘陵带，处于黄河源区扎陵湖北侧断裂带。湖北岸山体受水流冲蚀，分割为多个不规则矮山与缓坡。刻石所在坡地背山面水，北靠矮山，南邻扎陵湖县道，湖滨开阔，与东西冲沟构成相对独立区域。坡地上自然裸露13处岩体，组成6级近东西向陡坎，暴露长度5—30米。

刻石区域内岩体最大暴露高度约1米，表面粗糙，岩性为约2.5亿年前的三叠系砂岩。刻石位于第三级陡坎的2号岩体近底部光滑岩面。该岩体最大暴露高度2.7米，东西长22.6米，面向扎陵湖，近垂直地面，底部略内凹。南侧坡面平缓，附近有东西长20米、宽5米的半月形平台。刻石与山坡、湖泊共同形成 “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

刻石区域属典型高原大陆性气候，植被稀疏，干湿季分明，冬季严寒漫长，夏季温凉多雨。含氧量15%—27%，2025年7月21日实测为20.2%。刻石面向东南，受西北主导风向侵蚀较弱，且地处三江源生态保护区，无常住人口，保存环境相对稳定。

刻石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凸出岩体基部，属摩崖石刻。刻文岩壁呈菱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距地面19厘米。壁面有轻微剥蚀与斜直裂痕，磨蚀风化较重，下方多处残损。按自然岩面自右向左、自上而下凿刻，全文12行36字，加合文1字，共37字，每行5字，以3字为主。单字长5-7厘米，宽4.5-5.5厘米。文字风格属秦篆。

文字释读取得重要进展：第三列“臣”字后残笔应为“翳”；第四列“方”后字残存“⺮”形；第五列“樂”通“藥”，无“艹”头；“□”字仅存“曰”头；第七列原释“廿”实为“卅”；原“六”实为“七”；“翳”下方或缺字；“一百五十里”中“一”字右上角有短横刻痕，左上角风化剥落，据秦汉文例或应为“二”或“三”。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从刻石位置向西偏北至昆仑山东麓，距离恰为今175公里，与文中“三百五十里”相符。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将中原王朝对青藏高原的直接开发历史从传统认知的西汉时期提前至秦代，突破了《史记》所载秦人活动范围“西至临洮、羌中”的局限，表明秦代疆域治理远超文献记载。刻石内容与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相互印证，揭示了秦代远程探索的组织能力，为研究秦代政治制度与边疆治理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卜宪群《新见秦刻石的重大价值及意义》，光明日报，2025年9月16日）。

里耶秦简是2002年出土于湖南龙山的秦代行政文书简牍，总数达3.8万余枚，完整记录了秦代县级行政运作细节，被誉为“秦代百科全书”。尕日塘秦刻石作为秦始皇统一后唯一现存于原址且保存最完整的刻石，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与扎陵湖共同构成文化景观。刻石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清晰可辨，年月日俱全且不见于传世文献，矗立河源，补史之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刻石及其内容不仅扩展了对秦统一后活动范围的认识，为上古“昆仑”方位提供了新证据，而且对研究秦王朝与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具有重大学术与现实意义。刻石的发现将秦人足迹延伸至青藏高原，既佐证了历来争议的“昆仑”“河源”相对地望，又将“唐蕃古道”的溯源提早至秦汉时期。

石头沉默不语，但刻上文字，它却是会说话的：五大夫翳采药属官方行为，团队顺利抵达扎陵湖畔并刻石为证，表明该地区并非完全的秦朝域外之地。从传世文献看，这一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始于西汉对河湟地区的经营。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证明，青藏高原腹地的昆仑山系与黄河源区已进入秦朝探知范围，中原文化影响已深入高原腹地。

“采药昆仑”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的综合体现，反映了中原对青藏高原“昆仑”文化的认同。《山海经》《禹贡》《淮南子》等文献所载“昆仑”地望由此获得实物支持，表明以“昆仑”“河源”为载体的区域文化认同在秦代已获广泛认可。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坚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历史底蕴极其深厚。

采药活动依托秦朝“大一统”与中央集权体制所提供的经济支撑与政治保障。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说明，早在唐蕃古道开辟之前，中原王朝已掌握河源区域的交通路线，这是五大夫翳能深入该地区的必要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卜宪群指出，采药活动是早期中原与边疆医药交流的真实写照。尽管翳此行主要目的是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仙药，但这一过程深化了中原对边疆药物的认知，促进了本草药物流通。考古证实秦汉时期中原与西部地区在医疗手段与医方知识方面交往密切，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戎盐”，即为中原使用少数民族药物的例证。而“尕日塘秦刻石”所记“采药”一事，更直观表明当时医药交流已十分活跃。

《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等篇强调，因地势、气候等自然差异，疾病与治疗方法需因地制宜。尕日塘秦刻石所反映的中原与西部地区医药交流史实，不仅增强了传世文献关于周边医学认识的可信度，更佐证了当时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繁荣景象。

“昆仑”与“河源”，这两个承载着无尽想象与文化密码的宏大地理概念，在秦帝国官方的刻石记录中已然清晰交汇。 这一刻石，是秦帝国经略边疆的雄心见证，是早期多元文化交流的无声史诗，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一段深沉而悠远的前奏。它沉默地矗立在昆仑与河源，发出了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强音。(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