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世本》中记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缯（zēng，丝织品的统称）。”夏朝中兴的君主少康共有九个儿子，其中长子继承了王位，而次子曲烈被封在缯地，从而建立了“缯国”。 少康之所以封曲烈于缯，是因为缯国所在的南阳方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江汉平原可以通过随枣走廊直通南阳盆地，因此少康委以重任，让曲烈在此设立关卡。《左传》中记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其目的显然是防御来自江汉平原的三苗势力。

《国语》记载“杞、缯则大姒”，意思是杞国和缯国的国君都姓姒，都是夏禹的后代。因此，从少康封国开始，到缯国被楚国灭亡，缯国大约延续了1400多年。 众所周知，西方学者否定夏朝存在的原因，除了傲慢和偏见外，还认为缺乏文字实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古缯国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字证”证据，这不仅验证了中国古籍的可信性，也进一步证明夏朝并非虚构。

考古学家发现了古缯国的都城。根据古史记载，缯国与南阳申国相邻，位于南阳方城缯关一带，因此缯国的都城必定在方城境内。果然，在方城县城南八里桥附近，考古发现了古缯国都城遗址（八里桥遗址）。其中有两点发现尤为重要： 首先，八里桥遗址中没有发现夏朝之前的遗迹，这说明这里并非本地自然发展而成，而是外来文化迁入。经过考证，八里桥遗址的起始时间与少康封曲烈的年代高度一致，其文化面貌也与二里头文化相似，显然是二里头文化的分支。

其次，八里桥遗址占地约100万平方米，在当时算是相当庞大的规模，是当地中心部落的聚集地。更为重要的是，出土的文物精美且规格高，例如石钺、玉斧、圆柱形祭祀陶器等，明显不是普通部落可以拥有的。结合前述分析，这无疑显示这是夏朝分封的诸侯都城。 方城到偃师的高速距离约250公里，两地相距并不远。夏朝在此地封建一国，显然是为了控制随枣走廊这一要地。由此看来，少康分封曲烈的历史是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如果再有文字实物证据，那就更完美了。 现代学者在八里桥遗址中发现了文字证据，共有四件，包括陶盆残片、陶且（祖）以及卜骨上的刻划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卜骨上刻字说明商代的甲骨文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继承自夏朝。

在两件陶盆残片上，均刻有“曲钩形”符号，这个符号出现两次，说明其重要性。更有意思的是，二里头陶尊、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出现过类似符号。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蔡运章等考证认为：“这两个‘曲钩形’符号，应是‘曲’字的早期写法。” 古代陶甑的“甑”原本作“烝”，意为蒸煮，“烝之使柔”，其中“柔”本含有“曲”的意思，因此学者认为“曲”可以象征陶甑。同时，烹食时需要烈火，因此“烈”“甑”（或曾）含义相近。学者乔保同指出：“‘曲’和‘烈’都有使食物柔熟的意思，而‘曲’可能是‘曲烈’的简写。”

或许，这也是缯国得名的原因。当然，起初可能叫“曾”或“甑”或其他名字，后来由于丝织品兴盛，才改称“缯”。总之，八里桥遗址发现的“曲”字，不仅表明姒姓曾国始祖名为曲烈，也证明这里正是姒姓曾国最初的封地。 关于夏朝，还有三点值得说明：首先，西方学者认为夏朝是周人虚构的王朝，目的是证明周灭商的合法性。但如果夏朝是周人虚构，如何解释杞、缯等夏朝后裔国家的存在？ 其次，古缯国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中国古籍比西方资料更可信，印证了“少康封曲烈于缯”的历史，也说明夏朝并非虚构。

第三，无论有没有文字证据，从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夏朝都是存在的，只是名称是否为“夏”尚有争议。如果用西方学者对夏朝挑剔的态度去质疑古希腊历史，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