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盖因它的兴与亡，都源自儒家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分裂。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一步步成为汉帝国标榜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群体由此发端。在此背景下，王莽依靠“功德比周公”的人设，以崇儒复古的名义，一步步登上至尊之位，第一次实践了王朝禅代，最大的倚仗，便是他对儒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操弄，用班固的话说，就是“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诳燿太后”“耀名誉”，从而获得了儒家士大夫的广泛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在新莽政权建立之后，随着种种复古改制的措施，对士大夫现实利益的侵害而逐渐消散，最终演变为全国性的大反叛，作用是“圣王之驱除云尔”，意为替汉光武帝的崛起开路。

可是，新兴的东汉王朝又将如何与儒家士大夫集团相处？又是如何走向最终分裂的呢？这正是诸多历史瞬间的大背景。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7日专题《大汉的十三个瞬间》B04-05版。

B01「主题」大汉的十三个瞬间

B02-B03「主题」西汉的七个瞬间

B04-B05「主题」东汉的六个瞬间

B06-B07「主题」乐观但不天真，悲观绝不肤浅

B08「中文学术文摘」法学方法论与叙事理论

作者 | 刘三解

吾谁欺，欺天乎？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二月，司空张纯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请他“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东巡泰山封禅，向上天报告太平。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当时的知识界，根据古书的记载，认为有七十二位前人君主曾经封禅泰山，但在此之前，真正以皇帝身份封禅泰山的，只有两位：秦始皇、汉武帝。

从记载来看，除司空张纯之外，时任太尉的赵熹也曾上书请求封禅，三公之二，基本可以代表前朝群臣的态度。可是他们的理由明显并不充分，只是强调了汉光武帝的中兴功绩、天下太平，以及即位三十年的时间节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逢五逢十要举办纪念活动。

问题是，这个解释太过苍白。毕竟在儒家意识形态的评价体系下，汉武帝之前，汉文帝几近大治，没有封禅泰山；汉武帝之后，汉宣帝外服匈奴，内多祥瑞，也没有封禅泰山。汉光武帝何德何能可以超越许多祖宗，登上这告天的台阶？

故此，刘秀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诏书：“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怨气从何而来？答案就是，一个严字，一个猛字。

很多人因为汉光武帝宽待功臣，又王朝新立，误以为他为政宽仁、无为而治，可谓大错特错。《后汉纪》中说，“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这是对官吏，表现是小过重罚，哪怕是三公高官也动辄罢官、下狱；对于豪强，“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比如令天下郡国度田，引发郡国豪强的大范围反叛，刘秀尽力镇压，又迁徙“魁帅”到外地，这个举措看似宽容，时人王符则指出“民之于徙，甚于伏法……类多灭门，少能还者”。

这样的统治，士大夫岂会少了怨气？

《历代帝王图》中的光武帝形象。

可是，仅仅两年后，汉光武帝夜读一本谶纬预言书《河图会昌符》，发现里面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的字句，意思是刘汉传到第九代皇帝，要到泰山封禅，激动了，第二天上朝，就要求大臣们去各种谶纬书里找相关的记录，大臣们纷纷上奏，意思是查过了，还不止一条，“凡三十六事”，说明这是上天的意志，皇帝应该照办。

汉光武帝从善如流，于当年二月抵达泰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封禅仪式。待回归洛阳后，又将建武三十二年（56年）改元为建武中元元年，以纪念这件大事。只可惜，不到一年后，刘秀就驾崩了。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仅仅过了两年，百姓三十年的怨气就消散了？当然不可能。

从史书记载看，此次封禅活动，恰恰集合了汉光武帝为自己的王朝建构的两大合法性依据：其一，谶纬，刘秀在冀州登基的依据，就是他的同学强华带来的谶书《赤伏符》里提到的“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之后，刘秀更是以谶纬为“内学”；其二，刘秀号称接续西汉皇统，却与哀帝、平帝的血缘远出五服之外，于是刘秀采取了一种相当有想象力的方式——将自己过继给了汉元帝，宗法上称之为“承祧”。

简言之，谶纬书中的预言，确认东汉是西汉的赓续，源头就是汉光武帝的意志，而这一意志和依据的广泛传播，需要借助公开、隆重的封禅仪式放大音量，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白虎观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谶书预言支撑的合法性也有“保质期”。

比较典型的是，汉章帝诏书引《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据陈苏镇先生考证，此处的九世，造谶者原指刘邦为自上古以来第九个圣人，至汉成帝谶纬兴盛，时人附会为当朝，十世、十一世则为哀帝、平帝，至东汉则附会为明帝、章帝。

问题是，故事只编到了这里，从记载来看，后续的帝王对图谶的引用锐减，以至于到了汉顺帝时，学者张衡上疏要求“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其中就提到“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显宗即明帝庙号，肃宗为章帝庙号，可只及与此，没有提到和帝之后的皇帝，也侧面说明了，图谶的合法性背书作用，至章帝时，已经到头。而汉章帝对此心知肚明，他为后世子孙设计的新故事，要更加系统性，那就是钦定版儒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四川土溪镇赵家村冯焕阙上的畏兽，谢阁兰摄，1914年。荒草斜阳中的汉阙，是让人遥想大汉昔日盛景的象征之一，但遗憾的是，这些巍峨汉阙树立的年代，实际上大都是东汉末年。

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壬戌，下诏书召集群臣、儒生，齐聚洛阳白虎观，仿效汉宣帝石渠阁故事，讲义五经同异，由汉章帝亲自称制临决，班固整理成篇，名为《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或称《白虎通德论》。

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三纲六纪说”的确立，三纲为君臣、父子、夫妇，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陈寅恪先生曾言，“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更重要的是，《白虎通义》涉及的远不只伦理观念，还是一整套钦定儒学世界观的总集合，包括对天地、万物，用阴阳五行学说的贯通解释，而高倨其上的，则是无形之天命，与有形的帝王皇权，而刘姓帝统更是与天命皇权深度绑定，形成了与汉王朝共生的独特政治神学体系。

第二次党锢之祸

一种政治神学官方地位的确立，是否就等同于它深入了现实世界？

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至少在东汉时，“三纲六纪”仍要向现实的社会结构低头，借用徐英瑾教授新书《汉亡哲思录》的结论，就是广义的“封建制”在秦汉社会之中广泛存在，并与吏治国家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并存。这种形态的具体表现正是钱穆先生所概括的“二重君主观”，即《三国志·魏书·王基传》中所说的：“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

也就是说，权力介入下一层级的方式，需要代理人，就像天命的贯彻，需要皇帝这个“天爵”来执行一样，皇帝的权力也需要外戚、士大夫、宦官来代行，唯其如此，才能将“三纲六纪”的阴阳关系编织成网，笼罩整个帝国社会。

对此，张向荣博士在《三国前夜》一书中有一个很精当的形容：后汉是“皇帝专权”和“皇权托管给外戚”交替进行，直至汉桓帝终结外戚托管。刘宏即位初期才首次出现宦官专权，时间大约只有四年，到他十六岁处死侯览即告结束。宦官专权无形中也成为一种皇权托管，直至皇帝成年。而无论是托管还是专权，都属于“家天下”的范畴。

《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

作者：张向荣

版本：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而在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专权与皇权托管给外戚，都需要外朝士大夫的合作，这也是士大夫阶层持续发挥作用的权力生态位。可是，曹节等宦官首次托管皇权，对汉家的影响极为剧烈且深远，引起难以遏制的舆论反响和士大夫的不合作，就在所难免了。问题是，宦官与外戚不一样，他们来源更杂，宗族子弟更多，对不合作士大夫的镇压，完全可以成为兼顾自保和提拔宦官子弟的终南捷径。

在此背景下，党锢之祸的爆发就是一种必然了。

建宁二年（169年）十月十九日，廷尉举奏各州郡有严重的“钩党”现象，并请求汉灵帝下诏各州郡捉拿“钩党”并严厉镇压。时年十四岁的汉灵帝并不知道什么是“党人”，只能寻求近侍宦官的解释，当对方告诉他，“党人”的目的是谋反时，他痛快地批准了抓捕甚至死刑。

这次抓捕的范围要比第一次党锢之祸大得多，“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的记录让人不寒而栗，各州郡党人之间的私交，成为这场清洗的核心脉络。

李膺、杜密、范滂等名士都决定不跑，李膺和范滂甚至主动到县廷投案，无一幸免，他们的门生故吏、五服内的亲属也被禁锢，这个牵连的范围几乎将一个社交圈一网打尽，虽然史书记录的人数只有“六七百人”，可按照张向荣的计算，约略占全国名士总数的1/3，并且，以这些党人为中心，辐射的社会面就相当可观了。故此，党锢完全可以视为士大夫阶层定型的标志性事件。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当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突然被铁拳横扫，意识到他们是一个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时，对于皇权的态度，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分化。

一部分人，对东汉的政治神学仍旧保持着信仰，并尝试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来挽救世道的危亡；另一部分人，则把消灭皇权的托管人宦官，或是东汉皇权本身，作为自己的目标。

太平道的领袖张角，无疑是前者。

从《后汉书·灵帝纪》中记录的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壬子诏书，“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来看，张角应该也是遭禁锢的党人。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以善道教化天下”，而不是进行反叛的动员，哪怕是在聚众之后，太平道众也没有攻略郡县，反而各自“屯聚”，为甲子年三月甲子日，集体迎接太平气的宗教仪式做准备，这个仪式按照杨泉《物理论》的记载，最大特点是“不将尺兵”。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黄巾起义的领袖之一张角。长期以来，黄巾起义被认为是反对汉朝腐朽统治的一场民众起义，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起义军很可能只是一群大汉原旨主义者。

当然，他们最后的结局瞬间，又相当悲壮，“赴河死者五万许人。”

与之完全不同的，是冀州刺史王芬、前信都县令阎忠等人，他们在黄巾之乱后，将矛头直指皇权的代表——汉灵帝。

与图谋废黜昏君的名士王芬不同，凉州人阎忠劝说同乡皇甫嵩更加直接，希望他以消灭宦官的名义，起兵反叛，进而改朝换代，“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当然，坐拥重兵的皇甫嵩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放任他逃离，最终，阎忠被另一支敢于打出讨伐宦官旗号的凉州叛军推举为车骑将军，短暂地担任了首领，直至病死。

刘氏种不足复遗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他在临终前安排亲信宦官蹇硕，杀死大将军何进，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却不想给外戚何进创造了机会，先是杀死了蹇硕，吞并了他的部曲，又逼死了董太后和她的侄子骠骑将军董重，顺利清除了外戚重新托管皇权的障碍，并与外朝士大夫的领袖太傅袁隗结成了同盟，似乎东汉的旧制又回来了。

然而，力求全灭宦官的党人豪杰们，希望何进能完成窦武未完成的事业，并不断施压，最终，促成了宦官们的决死反扑，在何太后的寝宫里，砍下了大将军何进的脑袋，愤怒的何进部曲又将宫省之间的宦官和他们的合作者车骑将军何苗一并斩杀。

至此，曾经托管皇权的外戚、宦官，都被消灭，只剩下士大夫一支势力，那么，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也就浮出了水面。

《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

作者：刘三解

版本：天喜文化 | 天地出版社

2025年3月

中平六年八月卅日，洛阳上西门外的皇家御苑显阳苑内，驻军于此的司空董卓，召集了司隶校尉袁绍等人，初步商议接下来的政治安排。

董卓提出，要废黜何氏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并对袁绍给出了明确的威胁，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刘氏种不足复遗”，直白地说，就是皇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袁绍大怒，横刀长揖而去。

在此次会议之后，董卓又把会议讨论的结果，做成文书，提交给了朝廷的实际执政者、太傅袁隗，得到了“报如议”的肯定答复，紧跟着，董卓就以帮助霍光废黜海昏侯刘贺，席间案剑的田延年自居，担当袁隗废帝的武装后盾。

结果，在两人的合作下，少帝刘辨只经过两次大朝议就被拉下马，总共还只有一位大臣卢植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紧跟着就被赶走了。

也就是说，在袁隗、董卓的合作下，身为董太后族人的董卓，顺利地获得了外戚的角色，双方找到了“复古”合作的基础，可是，董卓并不满足于外戚托管皇权的身份，而是不断逼迫袁隗出让权力，直至他的党人豪侠合作者，占据了人才选举和尚书文书的关键位置，并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幽滞之士，多所显拔”，目的和结果，就是在党人名士争夺战中，他取得了明显优势，又借助战功，自司空升相国，相国升太师，成为凌驾于袁隗之上的朝廷第一人。

说白了，董卓做的很多事，未必没有私心权力欲，但从洛阳朝廷到长安朝廷，他的亲信、家属往往只担任将校掌兵，中枢政务的权柄主要还是抓在倾向党人的士大夫手中。换句话说，他把持朝廷期间，是让士大夫托管皇权的，这也是董卓被暗杀后，王允得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接管朝廷的主要原因。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

宦官被消灭之后，原本的皇帝近侍、顾问职位，均由士大夫子弟填补，汉献帝的皇权已经是风雨飘摇，各路士大夫军阀互相攻伐，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对此，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之中的自夸是：“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言下之意是他的存在，令汉室得以苟延残喘，就像某部电影里的台词，不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天子挟曹操以令诸侯。这也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

可必须指出的是，前文中提到的东汉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塑造，历经100多年，加上西汉200多年历史习惯的加持，这面汉字旗，就像冯渝杰教授在《神器有命》一书中强调的，汉帝国自有其神圣性格，崩解，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有一个历史瞬间，就足以为其注脚。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以“太医令”为首的反叛，参与反叛的骨干有金祎、耿纪、韦晃、吉本、吉本之子吉邈、吉邈之弟吉穆等人，所率的人马也是前无古人，“文然（即吉邈）等率杂人及家僮千余人夜烧门攻必”，家僮谋反史不绝书，毕竟是私家奴婢，可“杂人”，实在无法说明其组成，极有可能是医、卜之类，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连这样的群体，以及金祎这种和王必相交莫逆的人，都参与了“反叛”，原因何在？

其实，这是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的余波。在曹植所作的《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当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在曹丕的《与吴质书》中，也是提及“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是建安七子中的四位，另外还有王粲、司马朗，也死于此次疫病，除了这些大人物之外，曹操在王令中也提到了小人物的命运：“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瘟疫造成的死亡和军事行动的叠加，已经令人口减少到影响农耕的地步。对于这一悲剧，曹植在《说疫气》里的解释是：“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极力回避阴阳灾异的因果。

然而，对于“天人感应”思想浇灌起来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天命”固然虚无缥缈，却是不得不敬畏的现实存在。尤其是对于曹操这样的人而言，他的前半生充斥着机遇与冒险，仿佛被命运眷顾一样，官渡败袁绍，袁本初早死致三子分裂，很难不让他自认为天选之子。虽然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自诩为“又性不信天命之事”，可却从不忘对自己的功业给予官爵奖赏。

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废三公、任丞相（平定河北、征乌桓后）；建安十七年（212年），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破马超，平关中之后）；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封魏公，加九锡、都邺城、建魏国、设百官，七月，建魏国宗庙、社稷（南征孙权胜利之后）；建安十九年（214年），加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平定凉州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晋爵魏王、用天子舆服、仪仗（抢先夺占汉中之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征孙权胜利之后）。

几乎每一次大征伐胜利，曹操都距离至尊之位更进一步，但是这一系列的举措，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戛然而止。恰巧，他在南征孙权回归途中，与夏侯惇说了那句名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他不是不信天命之事吗？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他不是不信天命之事吗？

作者/刘三解

编辑/宫照华 李阳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