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定为夏朝晚期的都城之后,学术界就开始了对夏朝早期都城的追寻。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夏朝始建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这一结论是基于对偃师商城(公元前1600年左右)和《竹书纪年》中的一些记载的分析,而并非考古发现所提供的直接证据。
因此,找到夏朝建立时的相关考古遗址,才能帮助我们厘清夏朝的具体年代框架。今年5月12日,在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赵春青研究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和护城河,此外还有公元前1850年至前1750年的新砦期城址及巨型祭祀遗迹。这些发现表明,新砦遗址很可能就是夏朝早期的都城。 经过40多年的研究,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已经达成了共识。首先,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因此只能算作夏朝晚期的遗存;其次,二里头文化并非完全源自本地的龙山文化,而是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因此,二里头遗址也被称作移民城市。在此基础上,考古学者在河南新密市刘砦镇发现了一处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性文化遗存,即新砦遗址。新砦遗址兼具龙山文化的特点,同时又与二里头文化有直接联系,且时间上早于二里头文化。如果将新砦遗址视为夏朝早期的遗存,那么我们便可以绘制出一幅更加完整的夏朝历史图景。 新砦遗址的存在时间超过100年,且其上限年代与龙山文化晚期相接,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朝建立之间的空白。因此,新的考古发现为夏朝的年代框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依据。 然而,这一发现与陕西石峁遗址的DNA检测结果却产生了冲突。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石峁村,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史前城址,遗址面积达到425万平方米,相较之下,陶寺遗址为280万平方米,新砦遗址为1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为300万平方米。石峁遗址的年代跨度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跨越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朝早期。如果以王朝纪年来看,石峁遗址比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时间还要早。 如果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分别代表了夏朝的早期和晚期都城,那么在夏朝建立之前,陕北地区就已经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权,并且这个政权的存在时间与夏朝有着百年以上的重叠。此外,石峁古城还发现了近10公里长的内外两道石墙构成的防御体系,以及四级聚落结构,显示出石峁古城可能是同时期北方的一个大国王都。这与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外城城墙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改变了过去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国小民的局面,建立了跨越地理单元与血缘限制的广域王权政体。那么,作为先驱的夏朝,为什么它的都城相较于更早的石峁古城显得更加简小、力量更弱呢?这一差异令人不解,有人甚至提出类似的疑问:就好比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修建的都城居然比原赵国的邯郸城还小,军事实力也比原赵国要差。 为了解释这种差异,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假设。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建业教授推测石峁遗址的居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先民;邯郸学院的任乃宏学者认为石峁是尧帝流放共工氏的遗存;也有学者认为石峁是中亚或外来游牧族群的产物。 一些学者倾向于将石峁人视为华夏的旁系或非我族类,这样可以合理解释石峁能够建造规模庞大的都城和军事防御设施,而不受夏朝礼制的约束。然而,DNA检测的结果却完全推翻了这些假设。根据中科院古脊椎所和其他考古单位的研究,石峁人群与黄河中游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为密切,且与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也有较紧密的遗传关系。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石峁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特别是秦岭—淮河以北的汉族人群有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即使与现代汉族其他群体相比,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也相对较大。虽然这项研究没有涉及父系遗传(Y-DNA)的分析,但以前吉林大学对石峁文化遗址的古DNA研究显示,石峁人的父系遗传与现代汉族人的父系类型有相似之处。 这一结果意味着,我们一直认为生活在远离中原的石峁人实际上与现代汉族有着更近的血缘关系。从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陕北地区的遗传结构是连续的,这也解释了石峁人群能够与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如此紧密地联系。正因如此,石峁的政权在当时的北方具有与夏王朝相等的影响力,并能主导北方汉族的基因交流。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与中原政权交战的匈奴,其遗传结构与现代汉族之间差异显著。因此,石峁遗址的DNA检测结果让我们在考古认知上产生了新的困惑。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至5000年,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源头。学术界普遍认为,炎黄二帝的时代位于仰韶文化时期。无论是陶寺文化、石峁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都可以视作仰韶文化的延续,因此,石峁与黄河中下游古人群的紧密遗传联系也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石峁的DNA检测结果不仅仅表明石峁人群与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有紧密关系,还显示出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的遗传关系更加亲密。这种关系表明,石峁不仅是仰韶文化的一支延续,也可能对后来的夏朝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我们之前认为石峁遗址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二里头遗址则是中原的产物,但DNA检测让我们意识到,石峁人可能才是更接近中原的早期先民,反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石峁人眼中的外来族群。这一发现使我们对古代历史的理解产生了新的视角。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石峁遗址与夏朝的关联,认为夏朝的鲧的活动区域并不在河南,而是在陕西一带。这一观点虽然未被广泛接受,但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尤其是石峁遗址和DNA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认为石峁可能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如果石峁遗址真是夏朝的都城,那么夏朝的历史将比传统的记载更加悠久,可能长达600至700年,这将使古代历史的编年大为改变。但与此同时,如果石峁人曾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具备修建超大都城的能力,那么为何在南迁到河南后,建造的新砦遗址却只有100万平方米,且呈现过渡期的文化面貌呢? 无论如何,石峁与夏朝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考古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