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和孙承宗这对冤家的著名事例，除了“山海关对话”，就要数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里狂刷“五万八千”的梗了。

山海兵虚，廷议鼎沸。枢辅清查报十一万七千，夫食粮十四万，而核数止此，是二万三千乃虚兵也。柳河一败存兵五万八千 …

今以十二万兵而存五万八千，则比镐之丧师更甚焉 …

竭海内之力以供饷。功既无成，财物大匮，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枢辅疏以十二万言，此六万二千之兵归于何 …

食饷者十四万，而究竟则五万八千人而已 …

是时额兵报十一万七千，今报见在数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 …

宇内赤民何能堪剥肤槌髓之苦？今照现在兵数不过五万八千 …

经臣高第报见兵仅五万八千尔，新旧交代不过两月，则所少五万九千有余之兵竟安在耶 …

王在晋不仅是借“柳河之败”嘲讽孙承宗的无能，还暗责孙承宗每年耗费数百万两辽饷却只养出五万八千兵，只差直言他在狂吃空饷了。当下一些朋友认为明廷官员不同意撤回山海关防守实为贪墨辽饷的观点，就源于王在晋的这些言词。

在解释“五万八千”这个梗之前，先简单介绍下明朝关于军镇（部队）兵员数的几个常用名词“原额、现额、见在、堪战”。

“原额”是明廷为某个军镇设定的额定编制。“现额”指因实际需要而调整编制数，这通常为临时行为，事毕恢复原额。但也有例外，比如明军标准单位“卫”其原额为5600人，但锦衣卫的“现额”一直在增大，到明末已有几万人，堪比一个军镇。

所以朝廷议兵时所说的数量以及派发兵饷的依据，都是以现额为准。

“见在”是指剔除逃军、病亡、战损等等后，部队的实有兵员数。“堪战”是指生理、技能、训练等等真正满足战争要求的兵士数量。它不仅小于见在数，也代表着这支明军的真实战斗力。

首先，王在晋是道听途说，因为他当时远在南京任职，是不可能亲赴山海关核验或者查对兵户两部档案的。“五万八千”这梗的始作俑者，是高第。

天启五年十月，因“柳河之败” 督师辅臣孙承宗被迫请辞，关外军务转交新任辽东经略高第负责。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明军“四百里铺陈，兵分力弱”，不是良策。应将锦州、右屯、大凌河一线明军撤防。只守前屯和宁远，山海关为后援。

这样既可增强宁远防御，还可节约关外军费。为让朝廷接受主张，高第玩了个大的，向朝廷叫惨。他声称柳河之战后，关外只剩五万八千兵，急需增援。潜台词即为朝廷如果不能增饷增兵，那就按我说的来吧。

先是，奴酋突犯，经臣高第疏奏兵马不敷（五万八千），调兵应援。诏诘责之。

兵部覆称：关外各兵不过三万，关内又止二万八千，而粮饷未闻报减，宜听经臣从实核奏。

后以关饷诎乏，复有旨：前减汰兵饷，以八月初一日为始。是时报额兵十一万七千，今见在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但熹宗和兵部并不买账，不仅斥责了高第，还质问他如果因柳河之役，见在兵员少了一半，那么兵败之后那些军饷、粮饷被谁领走了？看皇帝和朝廷开始较真，有点慌的高第很快就上呈了新报告。

高第称因刚接手不熟悉，加之每月都有逃军和增援，难以统计所以直接听信了各将领未经核实的上报数。现经详查见在数为“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这兵数暴涨了一倍都不止。

此时明廷和熹宗已经不怎么信任高第了，很快直隶监察御史洪如钟就受命核查关内外粮饷情况以及兵员见在数。

及查各处见在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较之枢辅（孙承宗）清汰后略有不同，亦未尝少一半。但文武各官名下占役无一非兵，其工食无一非饷，今当限定名数不许过多，另造一册，毋使混淆亦是清饷一法。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洪如钟的报告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关宁军中大面积存在官员将领占役（私自让兵士从事非军事任务）情况。这虚耗了本就用度紧张的辽饷，也拖累了关宁军的战斗力。

由于从洪武朝开始，明廷就允许勋贵将领们私役兵士（规定了各级别的私役数），到了明末这事儿不仅是见怪不怪，在各军镇也常态化（类似地方官员的炭敬、冰敬）。加上关宁军内的私役数量并不庞大，因此洪如钟建议单独造册登记，以便约束数量。

其二，高第又在胡扯。

按照洪如钟的统计，柳河之役前后关宁军虽然少了2.38万人（大部分是听闻失败后的逃军），但9.32万的见在数，和高第说的5.8万、13.45万都相差甚远。

在柳河之役前，为降低朝廷负担，孙承宗在关宁军内搞过一次裁军。他将关宁军现额从13.4433万减到了11.3003万人（主要是清汰老弱病残），最终关宁军的现额为11.7万(领饷人数)。

从孙承宗裁军到高第上任，关内外各军均未获令扩编或新设编制。而关宁军的兵员数也不可能越打越多，除非将领官员冒着“欲不轨”的风险自掏腰包招募新兵，但这可能么？所以高第的第二次奏报有可能是受训斥后，直接拿以前的数据来搪塞。

枢辅（孙承宗）到关时月饷十七万，至天启五年四月增至二十八万八千，后因减汰，虽有所省，而每月尚须发银二十三万。较前十七万之数尚多六万，所省安在 … 据关臣（洪如钟）所报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当此榆关戒严，所虑兵无宿饷......

《三朝辽事实录》

其实王在晋本人也没真信高第的说辞，他也引信过孙承宗裁军以及洪如钟的报兵数据。从王在晋的这段言词可以看出，他大玩“五万八千”这个梗，除了挤兑孙承宗，还是想说明于关外设防只会增大朝廷军费负担，无益于平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