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3日，120师358旅716团收到一份绝密情报：一支约700余人的日军队伍，将从高洪口返回五台县城。团长黄新廷一听，立刻认为这是一个伏击良机，马上向旅长张宗逊请示，准备打一仗。

张宗逊没有马上点头，他冷静地把双方兵力、地形和后勤都算了一遍。张宗逊觉得，胜算并不确定；而且最理想的伏击点只有20公里远，但716团离那里还有六十多公里，赶不一定能提前部署好阵地。于是他把这些顾虑和判断向师长贺龙汇报，请示是否行动。

贺龙同样谨慎。他考虑到我军总体力量偏弱、时间和距离都不利，觉得从安全角度出发，不宜贸然出击。贺龙的意见是：这仗不打。

但716团内气氛却截然不同。几天前，日军曾突袭我晋察冀二分区的5大队新兵营——由于没有武器，近两百名新兵在近身搏杀中牺牲。全团官兵得知后愤慨难平，誓要给牺牲的弟兄讨回公道。正是这股复仇心和战斗热情，驱使黄新廷坚持要打仗。他派出侦察连长和参谋连夜踩点，终于在一个名为滑石片的地形处选定了伏击位置：地势隐蔽，进退有据，适合埋伏。

张宗逊将师长的决定传达后，黄新廷不得不面对上级命令与将士情绪之间的矛盾。他也明白上级顾虑有理：我军力量弱、突发情况难以保证万无一失。但他心里有另一种判断——即便打输了，凭借有利地形和熟悉环境，也能保证撤退，不至于全军覆没。思虑再三，黄新廷决定冒险一搏。他拍板对参谋说：“这一仗我打定了，输了算我的。”

随后，716团先头部队在冰雪中连夜急行军四小时，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对地形的熟悉，抢先到达了伏击地点，并迅速构筑简易工事。天刚蒙蒙亮，伏击部队与日军遭遇，火光与硝烟很快在山谷里交织起来。张宗逊见状，立刻向贺龙报告战况，并紧急调派增援，希望把握战机。

贺龙在指挥席上也高度关注战局，他反复电话嘱咐要留足预备队，并命令附近部队一律增援，不惜投入一切力量支援716团。各部配合得当，形成了包抄与打击合力。

结果是辉煌的胜利：在716团和其他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日军损失惨重，百余人被击毙；我军缴获战马百余匹、6门大炮、300多支步枪以及大量弹药。胜利的消息像冬日里的火堆一样，温暖了每个参战官兵的心。

战后，贺龙急拨电话给黄新廷，声音里先是严厉的责备：“黄新廷，你竟敢擅自行动！”黄新廷也不示弱，半开玩笑地回应：“师长，是你说的‘有胆就干’—我就是有胆！”贺龙听后先是沉默，随即说出一句关键话：“这次胜了，我就不处理你。但把缴获分一些给兄弟部队，不要独吞。”原来，部分战利品被716团先行保留，引起了兄弟部队不满，最后上报到了师部。

在贺龙的命令下，黄新廷只得分出一部分弹药和物资，和支援部队共享战果。事件平息，但这一仗的教训与荣耀都深刻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慎重与果敢并非对立，适时的冒险配合周密的支援，可以换来意想不到的胜利；而战后公正分配战利品，则关系到部队团结与长期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