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源远流长，海河、大运河、海洋孕育和发展了天津文化，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古今贯通的城市风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西合璧的鲜明特点、人文荟萃的文化底蕴，使其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的显著特征。

目前，遍布城乡的80余座不同风格的博物馆（纪念馆），不仅见证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也见证了金、元、明、清和近现代以来天津历史的发展，还见证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与互鉴。它们收藏昨天，记录今天，昭示明天，不仅是天津的文化标志，也是天津的文化名片，塑造出天津这座城市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独特的文化气质。

天津博物馆

泱泱中华文明的“宝库”

位于天津市文化中心的天津博物馆，其前身可追溯到1918年成立的天津博物院，是中国早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一座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该馆的藏品涵盖玉器、青铜器、甲骨文、书法、绘画、陶器、玺印、货币、铜佛造像、敦煌文献、碑帖、文房用具、邮票、地方民间工艺品及近现代历史文献近20万件和20万册图书资料等。这座镌刻着百年历史年轮的文化殿堂，是天津城市生长的文化记录，也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物质见证，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在这些藏品中，既有“出土品”，也有“传世品”，后者占多数，这是天津博物馆藏品的特点。早在明清两代，尤其是康乾时期，天津就成为收藏家的一方热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人雅士携带大量奇珍异宝聚集津门，兴起了收藏热；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后，设立九国租界，许多皇室贵族、遗老遗少、豪门子弟纷纷在租界购置房产居住，也带来了许多文物珍宝；诸多下台的军阀、政客栖身天津租界，其中不乏收藏家；一些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银行家附庸风雅，投资文物，又一次带动了天津文物收藏的热潮。这些文物爱好者，既是收藏家，也是鉴赏家，形成了高水平的收藏家和鉴赏家队伍，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收藏家及后代将收藏尽数捐献给国家，极大地丰富了天津博物馆的藏品。可以说，许多珍贵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天津博物馆的藏品也因此独具特色。

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载体，既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里程碑，也是文献记录的活档案。天津博物馆藏数千件青铜器，其年代从夏朝中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到战国晚期，年代序列完整，品类齐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象征和工艺成就。其中部分藏品来自爱国收藏家的捐赠，少部分为蓟州等地重要遗址出土。在青铜器藏品中，镇馆之宝为西周太保鼎。

太保鼎是西周早期重臣召公奭铸造，器形庄严厚重，纹饰华丽繁缛，铸造工艺精湛，是难得一见的古代青铜器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国内博物馆中收藏的唯一一件“梁山七器”，堪称国之瑰宝。这件珍贵的文物，是天津大收藏家徐世昌先生的后代根据徐先生的遗嘱于1958年捐献的。他的家人先后捐献文物2749件，涉及金石（包括青铜器）、古玉、字画、古砚，这是天津市文化局（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收到的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一大批无价珍宝。

中国瓷器的起源与发展贯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天津博物馆藏古代瓷器6000余件，时间跨度自汉代至清代。早期的有汉代、两晋、南北朝的青釉瓷；隋朝白釉龙柄双联传瓶，为当时创新器型，代表了白瓷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唐代有越窑青釉瓷和邢窑白釉瓷；宋代“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的产品均有收藏，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品种齐全的收藏。此外，宋、金、元时期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所烧民间瓷器的代表作馆藏皆备，明清时期的彩瓷收藏更是丰富多样、特色鲜明。

其中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胎质细腻洁白，胎体轻薄，釉面莹润如玉。颈部以蓝料彩绘蕉叶纹，腹部以珐琅彩绘制芍药、雉鸡等图案，瓶底赭彩四字方款“乾隆年制”。此瓶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堪称国宝。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每个朝代都涌现出不同的画家与画派，各具特点，精彩纷呈。天津博物馆藏历代绘画万余件，其古代绘画收藏体系相当完整，朝代跨度自宋迄清，宋、元的画作皆画史名迹，明、清主要画家代表画派的典型作品近于全备，品相精良的佳作不胜枚举；近现代绘画收藏几乎涵盖所有名家。此外，天津博物馆藏绘画还具有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层次完整等特点，且有不少传世孤品在藏，在业界享有盛名。

北宋画家范宽创作的三拼绢杰作《雪景寒林图》是天津博物馆藏的国宝级画作。画家以雄浑的气势和精湛的技法，真实生动地展现了秦陇山川雪后初晴的壮美景象和磅礴气势。全画布置严整有序，笔墨浓重润泽，层次分明而浑然一体，尽显山石和枯木锐枝的质感。《雪景寒林图》是极为难得的稀世珍宝，该作品在乾隆时期收入内府，存于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流落民间，被工部右侍郎张翼购得，从此张翼、张叔诚父子对其倍加珍爱、精心保管。连自己家人都秘不展示的张叔诚先生，却于1981年毅然将这幅极为珍贵的《雪景寒林图》捐给天津艺术博物馆（该馆已并入天津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1700余片甲骨文，因片大字多、字口清晰、内容重要，在学界享有盛誉。2017年，天津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11家单位的甲骨文藏品，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里的大部分甲骨文是由我国甲骨文鉴识第一人王襄，著名古文字学家、殷墟文字研究学家王懿荣的家人和陈邦怀等爱国人士捐献的。

中华玉器文明，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天津博物馆富藏玉器万余件，新石器时代的简朴神奇、商周时期的稚拙古雅、战国时期的奔放流畅、两汉时期的浪漫鲜活、唐宋时期的律动隽秀、明清时期的繁缛华丽，纵贯古今，独具特色，其品类之丰富，器形之精美，享誉海内外。

今年，天津博物馆已经走过107年的历程，一代又一代博物馆人，精心保护传承这些藏品，让一件件文物在时光中焕发新生。2024年，前来参观的海内外观众达到330万人次，天津博物馆已经成为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瑰宝和精神家园。

北疆博物院

文化交流互鉴的“活化石”

坐落在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北疆博物院，是一座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工”字形三层楼房，其珍贵藏品吸引着参观者惊奇的目光，令人流连忘返。

这座博物馆是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创建的，其正门法文“MUSEE HOANGHO PAIHO”（黄河白河博物馆）和立面墙上镌刻的中文“北疆博物院”的字迹，十分清晰醒目。

一百多年前，为探寻人类起源之谜，38岁的法国人桑志华开启了逐梦东方之旅，并选择与家乡纬度和气温比较接近的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作为落脚点。为了接地气，这位法国博士自称“进士”，在艰苦而漫长的科考征途中，或徒步或骑驴、骑马，跋涉于崇山峻岭、戈壁荒原，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足迹遍布黄河流域的大半个中国，历时25年，行程5万公里，将收获的20余万件极其珍贵的标本留在中国，创建了享誉世界的北疆博物院，成为中法科技文化交流互鉴的标志性成果。

走进桑志华亲自设计、亲自布展的北疆博物院一楼展厅，宽敞明亮，原汁原味，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穿过那扇兼具防火防盗功能的厚重铁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挂在门厅正上方那具保存完整的巨大的剑齿象头骨化石，极具视觉冲击力。展厅中央铁框镶嵌玻璃的上下两层大展柜和紧靠墙壁四周的展柜里，依次陈列着桑志华当年在甘肃庆阳、内蒙古萨拉乌苏、宁夏水洞沟、河北泥河湾、山西榆社发掘的古生物化石，这些远古时代的信息，仿佛把人们带到了距今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

1920年，桑志华首次在甘肃庆阳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打破了德国地质学家提出的中国没有旧石器的断言，由此拉开了中国百年考古的大幕。在整理桑志华1922年在内蒙古萨拉乌苏采集到的羚羊牙齿和鸵鸟蛋时，桑志华与德日进意外发现了“河套人”门齿，这一发现填补了晚期智人的空白。后来“河套人”门齿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展柜里的“河套人”门齿模型是在原品上翻制的。1923年，桑志华与德日进联手对内蒙古萨拉乌苏、宁夏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行系统发掘，连同甘肃庆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资料，最终形成了研究成果，由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布勒、人类学家步日耶和博物学家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合著法文版《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于1928年在法国出版发行，在世界考古界引起轰动。这三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具有欧洲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特征，它们的出现“石破天惊”，不仅引发了远古时代在横贯亚欧大陆的黄土地上东西方人类文化相互碰撞的种种故事，还促使20世纪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不断迸发出火花。至今，这些发现仍然对东西方远古文化的关系、人类群体的迁徙和基因交流的研究，产生着深远影响。

展厅陈列的桑志华1924年至1929年在泥河湾盆地发掘的大量哺乳动物群化石，填补了中国第三纪和第四纪过渡阶段的一个关键空白。后来，德日进与皮孚陀（法国古生物学家）对桑志华采集的绝大部分化石进行研究，于1930年在《法国古生物学年报》发表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法文版），从此“泥河湾”蜚声国内外。如今，泥河湾盆地已经成为破译东方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史的密码，也是研究东北亚早期古人类文化迁徙的关键地点。

桑志华在山西榆社盆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陈列的标本种类多、数量大、地层连续时间长，犹如一部完整的“地层编年史”。

展厅二楼陈列着虎、豹、野猪、蜘蛛、鸟类等各种动物标本和植物标本，每一件标本都历经百年，至今仍栩栩如生，这是当年桑志华邀请世界知名专家学者来北疆博物院进行科研合作的丰硕成果。

桑志华一直把北疆博物院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把在中国发掘的古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和旧石器等各类标本展现出来，吸引了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专家学者前来参观，从而引发了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北疆博物院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英国皇家花园、比利时皇家博物馆、比利时皇家花园、巴黎古人类学研究所、鲁汶大学、索邦大学、南锡大学、里尔大学以及斯特拉斯堡大学等，进行了科研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杰出的史前学家、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亲王（后来的古斯塔夫六世）携路易斯王妃专程来天津访问北疆博物院，并给予高度评价。所有这些，无疑对传播中华文明起到了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桑志华为中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动植物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促进中法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

丰富遗存

近代中国的“历史缩影”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1860年起，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九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在耻辱的殖民统治下，天津不仅成为西方列强胁迫清廷、在中国扩张的战略区域，而且成为中国北方港口贸易和经济交往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和“冒险家的乐园”，演绎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当时，外国人称天津为清政府的“中枢”之地、“外交首都”。中国人认为，“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指天津），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正是这种极其特殊的城市地位，天津承载了一部与近代中国息息相关的历史，它曾是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场。近代以来，震惊全国的“孙文北上”“溥仪逃亡”等许多重大事件，都与天津密切相关；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爱国将领张学良等许多风云人物，在天津留下了足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中华民国的五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和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等许多影响中国的历史人物，与天津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等聚集天津；近代中国历史上140余项第一由天津创造。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天津不仅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直接左右着全国近代化的进程，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排头兵。

天津在近代中国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代表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脉动，塑造了鲜明的城市个性和文化特色，也彰显了天津城市的魅力。

如今，漫步海河两岸，随处可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建筑、近代工业遗存、名人政要旧居，这些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人文资源，见证了天津乃至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为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厚重的底蕴，也串起了一部天津乃至中国的近代史。

爱新觉罗·溥仪旧居“静园”，这座庭院式三层洋楼、三道院落（前庭院、后庭院、西庭院），再现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在天津日租界生活的那段时光。

享誉海内外的三位文化名人——严复、梁启超、李叔同，都与天津有着深厚的渊源。严复，福建人，自称“吾系卅年老天津”，他在天津通过主持北洋水师学堂、创办《国闻报》、翻译《天演论》等西学名著，来表达革新主张和社会理想，被誉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梁启超，广东省新会县人，因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反袁护国”等重大事件，成为政治明星与风云人物，但后来挥泪退出官场。1914年，梁启超在意大利租界购地建房，举家迁到天津，潜心学术研究。其“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文化大师的崇高地位，主要是由在天津“饮冰室”所写的论著奠定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出生于天津一个大盐商家庭，童年、青年时期皆在天津度过。天津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李叔同的熏陶、滋养，对他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传播西方戏剧、音乐、绘画的文化名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今，参观与他们相关的纪念场馆的观众络绎不绝。

天津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地，是党在北方开展城市工作和革命所在地，也是解放战争平津战役的主战场。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同志，曾在位于河北区志成道的“北洋法政学堂”度过了六年求学时光，这里的“铁肩担道义 热血润山河——李大钊与天津主题陈列展”，每天吸引着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前来学习参观，大家感受着李大钊同志手举“赤旗”“再造中华”的崇高思想和奋斗精神，深受教育。

天津觉悟社是五四运动后成立的进步青年团体组织，是天津学运总指挥部。觉悟社旧址于1984年9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多年来，创新运用多种传播方式，生动再现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革命先辈组织革命活动、发表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景，对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通过“觉悟薪火”“寻找第二十一人”等特别党课，将线上故事与线下展品深度融合，为红色文物科技赋能，给观众提供更新奇的历史体验。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每天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感受伟人崇高风范、革命精神与家国情怀。各级党组织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这里已经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课堂。

平津战役纪念馆是天津市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馆连续28年寻找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补刻英烈墙名单，截止到今天，“平津战役烈士名录墙”已镌刻6908位烈士的姓名。纪念馆深入挖掘英烈遗物背后的故事，大力宣传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使更多的参观者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史，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2023年1月3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天津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151处，这是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极为宝贵的红色资源。我们要擦亮红色文化底色，利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使红色精神浸润城市，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来源：天津日报 部分资料由河北区、红桥区有关部门和天津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