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学者有追求博学的传统。博学之所以重要，诚如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所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古人认为，一个学者只有博学多识，才能学有本源，根深基厚，才能胸次自高，气象自大，才能文章有根据，下笔知取舍，这也就是所谓的“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

追求博学的传统，由孔子开创。孔子不仅号召人们“博学于文”，主张和学问广博、见识丰富的人做朋友，而且身体力行，给世人树立了榜样。于学，他学而不厌，老而弥笃，单是一部《易》，就被他读得“韦编三绝”。他鄙视饱食终日的懒惰和无所用心的自满，谦称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没有比他更乐学好学的人。他醉心于学，忘情于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不以“生而知之”自居，本着学无常师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每事问”，随时随地周咨博访，不耻下问，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增益自己的知识。正是因为这样，他不仅通晓并有能力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而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面对博物多通的孔子，当时的人们，一方面由衷感佩称颂“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另一方面把他当作一部百科全书般地请益问疑。为此，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从此以后，很多人把对博学的追求，进一步凝练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样高度精练的语句。在《河间相张平子碑》中，崔瑗称张衡“资质懿丰，德茂才美”“亦何不师，焉所不学”“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汇，禀受无形”。《晋书》称刘渊幼好学，经传诸子，兵法史书，无不综览，曾对同门说：“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耻也。”《南史》记载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刘知几在《史通》中说：“‘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籍多闻以成博识。”

对于学者来说，“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不只是一个口号，一面旗帜，更是一种引领，一种激励。明代学者徐光启和利玛窦熟识之后，他因为《几何原本》“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于是向利玛窦提议合作翻译此书。利玛窦则因为翻译此书颇有难度，劝他搁置此事。徐光启回答说：“吾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毅然以“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的气概，迎难而上，开始了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

清朝学者阎若璩，幼年体弱多病，资质鲁钝，兼有口吃，读书至千百遍，往往还不了解书文的大意。但他立志博览群书，曾将“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勤学不怠。水滴石穿，积思自悟，终于在1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他因为“读书有所碍，愤悱不肯寐”，沉思良久，“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他继承了清初学者博学多通的学风，只要“一意未析”，就会“反复穷思”，甚至是“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穷原竟委，力求精核，“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他的《尚书古文疏证》，用120多个证据，将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祛千古之大疑”，成为一代名著。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现代社会，各种资讯海量增加，一个人再勤勉，也不可能遍索尽读、周知万物。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善取，而且要善弃，博观约取。但无论如何，传统士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精神追求不能轻易抛弃，仍然要继承吸收、转化创新，实现“博通”和“专长”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