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凌晨3点，我军前线办事处的敌工科长李竞被人叫醒，准备接待两位特殊的客人——张秉昌和李峥先。张秉昌和李峥先曾是蒋军60军的军官，经过我军的俘虏和教育，他们自愿潜回60军，劝说该部队起义。

当时，长春已被我军围困多月，60军的军长曾泽生、182师师长白肇学、暂编21师师长陇耀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反蒋起义。10月14日，他们派遣张秉昌和李峥先与我军联系，表达投诚意图。

张秉昌和李峥先向李竞展示了曾泽生等人的亲笔信，信中态度诚恳，提出暂编21师、182师和暂编52师分别在拉拉屯、兴隆山和二道河子待命，表示愿意保持部队编制，甚至提出为士兵提供棉衣等建议。李竞收到信后，迅速将其抄写并送交兵团政治部联络部。经过刘浩、唐天际和潘朔端商量后，他们认为60军的投诚是真诚的。

然而，兵团司令部的回复却是质疑。唐天际向兵团司令部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60军可能是假起义，实则是为了突围。这个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兵团司令部刚收到情报，蒋军计划在我军南下北宁线时突围，而曾泽生提到的集结地正位于我军长春以东的阵地。

兵团司令部的反应让潘朔端和刘浩大吃一惊，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赌注。为了澄清情况，潘朔端和刘浩立即赶往司令部进行面谈。尽管一开始被质疑，萧劲光最终采纳了潘朔端和刘浩的判断，认为60军有可能真的想投降，若他们是假起义，顶多是打几场仗，战争的主动权仍掌握在我军手中。

萧劲光做出决定后，立即指派解方负责与60军进行接洽，同时将情况汇报给东北我军总部。10月16日上午，解方与张秉昌和李峥先见面，并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60军需要协助我军消灭新7军、强制暂编52师起义等事项。同时，解方要求60军派出更高级别的代表来谈判。

然而，张秉昌和李峥先未能完成军长的任务，回到长春后，曾泽生十分愤怒，对两人进行了严厉的责骂。尽管如此，曾泽生最终同意了我军的要求，并派出两位副师长作为正式代表去与我军谈判。

李峥先带着副师长李佐和任孝宗前往我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但谈判并未立刻得到确切的答复。兵团副政委唐天际让他们先去休息，第二天早上才明确表示同意60军起义，并安排我军负责解决新7军的问题。唐天际解释说，此事关系重大，东北当局已经向总部报告，等待总部的回复。

总部的回复最终明确指出，支持60军起义，并要求我军对新7军表示适当的态度。若60军按要求脱离长春，则我军可进入长春解决新7军问题。这封电文来自远在西柏坡的主席，他准确把握了曾泽生的心态，提供了战略指导，最终确保了长春起义的顺利进行。

长春起义的成功，不仅仅是曾泽生等人的努力，也离不开领袖的智慧和果敢决策。正是两者的完美结合，才成就了这场历史性的起义，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这场复杂而艰难的起义历史，既是对军事智慧的考验，也体现了政治判断的重要性，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