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8日青海玛多秦五大夫翳刻石公布以来，无论初读“廿六年”，还是再读“卅七年”，学者“径直”判断其为秦始皇物的原因，皆因合乎秦历。但若从刻石时代判断的“唯一”结果出发，应有必要对其做一番“排他性”分析。

皇帝

刻石以“皇帝”起首的方式，与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皇帝”起首的“格式”相同，是其时代为秦的证据之一。

据文献，秦王嬴政在二十六年（前221年）完成统一六国大业，志得意满，谓“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故认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但群臣共议帝号当为“泰皇”的意见被他否决，并提出“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的自定帝号。他还由此而废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因此嬴政为“始皇帝”，后有秦“二世”。传世和出土秦二世铜诏版中的“始皇帝”即由此而来。秦虽二世而亡，但“皇帝”之称被后来统治者继承，直到1911年清宣统皇帝退位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因此，从五大夫翳刻石中出现的“皇帝”看，刻石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21年嬴政定帝号“皇帝”之前。

五大夫

刻石中有“五大夫”（“大夫”以合文出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五大夫为延续秦爵而来的汉二十等爵中第九等。据文献，秦爵至迟在秦都栎阳开始的商鞅变法中出现，传世《商君书·境内》对此有详细记载。从其记“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看，“五大夫”与“公乘”是高爵与低爵分界，五大夫及以上有税邑权，公乘及以下则无。

据记载，作为爵称的五大夫到东汉仍存，如《后汉书·桓帝纪》载“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也载，建安二十年（215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为东汉末期曹操执政期间所为。

东汉之后，赐爵五大夫的记载锐减。目前所见最晚的记录出于《晋书·石勒载记》，“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十六国春秋》系于赵王六年夏四月，即324年）。“五大夫”爵和五大夫翳刻石的下限当以此为定。

需指出的是，五大夫虽是秦二十等爵中第九等，非显爵，但仍有多位“有名”的“五大夫”被记录于文献之中。如《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四十八年“五大夫陵攻赵邯郸”。这里的五大夫“贲”和“陵”，都是有较高地位和能力的军事将领。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下泰山途中“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始皇这次所封对象虽为大树，但这里的“五大夫”明显是“有功”之封，是个体能力颇高的体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琅琊刻石中，有“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虽“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排名于末，但他们既能从始皇行于琅琊，又能在如此正式场合中紧随王绾、李斯等大臣，可见其身份亦不低。这正与杨博先生引述杨振红先生意见提出的秦统一时至汉初“五大夫”非官爵最低之等的情况相合（杨博《探讨“昆仑石刻”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关联》，《光明日报》2025年8月11日第8版）。

据东汉卫宏撰《汉官旧仪》，“汉承秦爵二十等，以赐天下。爵者，禄位也”，“五大夫，九爵，赐爵九级为五大夫。以上次年德为官长将率。秦制爵等，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从爵“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的特点看，在琅琊刻石、新见五大夫翳刻石中出现“五大夫”均属正常。

当然，从前述分析看，“领军”西行扎陵湖的五大夫翳的身份当不会过低。

卅七年三月己卯

刻石中的“卅七年三月己卯”是我国古代在“年号纪年法”出现前习用的“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其中，“年”记录当世王公在位年数，日以干支表示。

类似纪年秦简牍较为常见，如岳麓秦简“六年十一月己未”“十四年七月辛丑”“十八年八月丙戌”“廿五年九月戊戌”“廿六年十二月戊寅”等，不胜枚举。

据《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167号简，“数言赦，不便。请：自今以来，即为令若有议为也，而当以赦为根者，皆以其赦令出之明日为根，曰：某年某月某日以来。廷卒乙廿”。刻石“卅七年三月己卯”所显示的“某年某月某日”是当时规范的公文纪年之法，亦是时代为秦的证据之一。

据记载，汉武帝从太初元年（前104年）始用年号，之后即以年号纪年，如“元凤三年”“贞观五年”“乾隆八年”等。从刘庆柱先生对汉长安城未央宫三号建筑遗址出土西汉骨签纪年整理看，“太初”是汉代第一个年号，文献记载汉武帝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年号都是“追记”，非实用。因此，五大夫翳刻石仅“卅七年”而不用年号的情况，表明其应早于汉武帝太初元年。

文献中，在秦始皇称“皇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间，执政或短期执政的仅秦始皇、秦二世、秦子婴、汉高祖、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八人。除秦始皇在位37年外，在位最长的汉文帝仅23年（前179—前157年），故太初之前仅秦始皇“满足”刻石所示的“卅七年”。正如刘钊等先生提出的，“卅七年三月己卯”合乎秦历。

西汉诸侯王纪年

当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刘邦建汉后在秦所立郡县制基础上采用郡国并行制，所封诸侯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那么“卅七年”是否为西汉诸侯王纪年？

据文献和传世、出土资料，西汉诸侯王的纪年方式大体有三。

一是王在位年数法。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墓“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其中“卅四年”未言国名，但从“中山内府”可知“卅四”为中山王年数。

二是国名+王在位年数法。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漆器铭文中的“昌邑二年”“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又如山东曲阜“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刻石中“鲁六年”，再如河北永年朱山“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此石北”刻石中“赵廿二年”，等等。

三是皇帝年号+诸侯王纪年法。传世汉鲁孝王石刻“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对此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提出，“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并讲“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因此提出“上书天子大一统之年，而下书诸侯王自有其国之年，此汉人之例”。目前出土的采用该种纪年的最早一例，为山东日照海曲“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残简（天汉二年为公元前99年）。该种纪年的结构，是天子纪年与第二种纪年方式的结合。

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出土铭刻材料看，西汉诸侯王的第一、第二种纪年方式贯穿西汉一代，第三种纪年方式虽出土文物尚仅出现于太初之后，但文献记载跨越了太初。在这三种纪年中，第二、第三种纪年均出现诸侯国名，第一种也通过其他形式反映诸侯国名。因此无论何种纪年，西汉诸侯国纪年的国别都不“含糊”，与五大夫翳刻石无“国名”情况不同。

综上，从五大夫翳刻石看，“皇帝”起首的方式，点明此行为皇帝所派，与诸侯王无关，先“皇帝”后“卅七年”的纪年亦与西汉诸侯王纪年不合。因此，虽文献记载西汉有二十多位在位达到或超过37年的诸侯王，但五大夫翳刻石都不会是西汉诸侯王的“产物”。

非始皇莫属

故而，从刻石中的“皇帝”“五大夫”“卅七年”等文字看，无论“三月己卯”是否合历，“卅七年”都非秦始皇莫属。

也就是说，从刻石中的纪年等相关文字出发，五大夫翳刻石的时代只能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

当然，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出巡中在多处留存刻石的情况，乃至从“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情况看，秦确有刻石记事的“传统”——无论官方还是百姓。

因此，今后如果在各地再发现几处秦人刻石，也都在情理之中而不应惊奇——无论刻石上的文字形态和刻法有多少差异——这本身即是考古学的魅力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