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对在革命时期做出贡献的干部根据他们的表现授予相应的军衔。然而，由于解放军人数众多，评衔工作异常繁杂，最终公布的名单中，不乏一些看起来不太合理的情况，甚至让一些获奖者感到不满。有三位本应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干部，最终却只是被授予大校，这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最生气的一位甚至拒绝参加授衔仪式，之后也从未穿过大校军服。但仔细了解这三人的情况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决定是有其原因的。

一、尹先炳：作风问题

尹先炳，1915年出生于湖北汉川，1930年加入红军，革命生涯经历了许多重要战役，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晋鲁豫野战军1纵2旅旅长、二野5兵团16军军长，立下了赫赫战功。在1952年的全军评级中，尹先炳被评定为正军级，其他军长都获得了中将军衔，然而他却只被授予大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原因是在1951年4月，16军集结整训，准备进入朝鲜参战。与其他部队不同，16军得到了苏联教官的训练及大量苏制装备，中央看中16军的发展潜力，准备将其打造成一支绝对主力部队。16军的实力相当强大，拥有5.3万兵力和精良装备，几乎是当时最强的军队之一。然而，尹先炳却在部队进入朝鲜后，因战斗没有发生而感到无聊，反而将兴趣转向了跳舞。他不仅自己跳，还带领其他干部一同跳舞，甚至在军部举办舞会。尹先炳的行为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形象，引发了上级的不满。

更糟糕的是，尹先炳还在战争时期与朝鲜女性发生了不当关系，进一步激怒了中央。因其作风问题，尹先炳被撤职并降级为准军级，最终1955年仅被授予大校军衔。尽管他在战斗中的贡献不小，但他因个人行为的不当，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军衔。

二、罗厚福：“三个一级”之谜

罗厚福，是鄂豫皖地区的革命象征，经历了多次艰难的战斗，他先后五次留守，成为当地革命力量的核心。1932年，他带领少数人坚守黄安、麻城一带，经过艰苦努力，成功发展出了一支力量。之后，经过无数次战斗与洗礼，罗厚福最终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14旅旅长。在解放战争中，他也为中原突围和鄂西北军区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尽管他的贡献巨大，1955年授衔时，罗厚福的军衔并未如预期那样被授予中将，而是只被授予大校。这一决定主要与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一些不当行为有关。当时，有人举报罗厚福曾在1948年经营卷烟厂，而厂里的一名员工是一位曾为革命提供过帮助的地主。虽然当时的行为是为了改善战士生活，并非恶意，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最后，尽管李先念等领导为他争取，他的军衔仍被降级，并且被授予了三枚一级勋章。

三、杨宗胜：照顾土改

与尹先炳和罗厚福不同，杨宗胜的战斗经历并不那么显眼，因为他一直在后勤战线工作。杨宗胜曾任红16军供给部会计科长、八路军120师359旅供给部政委等职，建国后也为西南志愿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没有参与前线的战斗，但作为后勤人员，他确保了部队的物资供应，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1955年，杨宗胜原本被拟定为中将，但由于在土改过程中处理不当，导致他被降级为大校。据了解，杨宗胜在土改中曾因包庇一些曾资助革命的乡绅地主，未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因此被上级批评。尽管如此，杨宗胜的贡献仍被认可，并最终授予了三枚一级勋章，但他的军衔还是被降了级。

总结

这三位革命功臣的情况，表面上看可能存在一些不公，但从背后的原因来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复杂性。尹先炳因作风问题失去原本的军衔，罗厚福的卷烟厂事件影响了他应得的军衔，杨宗胜则因土改处理不当而未能获得应有的荣誉。虽然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们个人的行为也成为了影响他们军衔的关键因素。在那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军衔的评定不仅仅是对功绩的肯定，也往往与个人的作风、立场和行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