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2日，时任华北军区党委书记、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前往北京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他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将第66军编入志愿军序列，计划于10月23日上午从天津出发，车运至安东。”

从朝鲜战局变化，到中央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杨成武一直渴望能亲自带领第66军进入战场，成为首批参战的部队之一，心中充满了荣耀感。但喜悦之后，杨成武也开始担忧：中央的命令让第66军在10月23日出发，而此时的66军已经分散在河北和天津等地，正忙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甚至部分武器都已上交。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锄头换成武器，几乎不可能。

我们知道，志愿军的首批参战部队有六个，其中38军、39军、40军、42军早已准备就绪，甚至最早就被调往东北进行战备。42军接到转业命令时，士兵们开始学习农业技术，准备转业，连训练战斗技能的时间都没有。但相比这些，50军和66军的情况更加紧急。

50军在9月接到入朝通知时，正忙于湖北的水利和农田建设。66军则更加紧张，直到入朝前一天才接到命令，作为预备队参战。解放战争结束后，66军也转向了农业生产，部队分布在河北和天津一带。根据杨成武的回忆：“从1950年3月起，66军便开始参与开荒生产，种植水稻、大麦、高粱等作物，还承包了天津的水利工程。”这一系列农业任务，让部队的军事训练大大滞后。

命令下达时正值深秋，66军的官兵们还在田间收割稻谷。杨成武接到命令后，赶紧用电话通知了天津警备区的王树梁，要求紧急准备66军撤离的事宜。为了保密，杨成武尽量简短地说明：“肖新槐他们要走了。”王树梁反应迅速，答复说：“知道，肯定是那个方向。”这种高效的配合让杨成武心里松了一口气。

66军的军长肖新槐和政委王紫峰接到任务后，立刻开始组织部队集合，并命令196师作为先头部队准备出发。由于时间紧迫，部队不仅要领取武器和弹药，还必须迅速集合到火车站。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运输能力有限，短时间内要调动火车承载三四万人的兵力，非常困难。天津铁路局为此特设了临时调度小组进行协调。王树梁接到任务后，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事宜，但由于机密性，车站并未接到明确的运输指令。

杨成武紧张万分，向王树梁反复叮嘱：“优先确保所有人都上火车。”他自己回到天津北站，询问运输进展，车站的负责人也表示无能为力，但还是答应将情况上报。铁道部接到任务后，迅速调动资源，但由于条件艰难，火车运输仍面临许多挑战。66军的指战员们急切地奔波，但依旧难以赶上进度，部分干部甚至情急之下与后勤人员发生争执。

最终，在多方协调下，66军的全体官兵终于顺利登上火车，开始了前往朝鲜的路程。由于时间仓促，战士们不仅在火车上领取武器弹药，还在车上进行了战前动员。不少战士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战场。

66军从接到命令到离开驻地的时间，最短只有四五小时，最长不过十几个小时。这种超常的紧急调动，在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66军的部队在出发前甚至没有时间与家人告别，很多士兵直到几个月后才收到家里的来信，得知他们已经去了朝鲜战场。更为关键的是，66军刚刚从事几个月的农业生产，许多新兵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甚至有些战士连枪都没摸过。

那么，为什么中央要紧急调动66军入朝？根据后来的分析，1950年10月，彭德怀在志愿军会议上提出了西线兵力不足的问题，并向中央请示调动66军支援。毛主席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让66军准备出发。然而，由于时间过于仓促，66军的准备工作非常不充分，在第一次抗美援朝战役中，66军因过于谨慎未能成功完成任务，导致美军24师成功撤退。虽然彭德怀批评了66军，但也没有过于苛责，毕竟66军的准备情况实在太差。

作为首批参战的六个军之一，66军的装备和兵力最为薄弱。据说，66军入朝时，军部只带了1部电台、12名电话员和一些简单的后勤物资。每个师的人数不足6600人，武器装备极为简陋，甚至每三名士兵才有一把枪。在这种情况下，66军如何进行有效的穿插作战？美国军事档案的解密文件中指出，66军的战斗力非常薄弱，补给困难，士兵的口粮和弹药都非常有限。

然而，经过长期的磨砺，66军逐渐积累了战斗经验，在第三次战役中开始有所起色。1951年4月10日，66军完成了任务，回国休整，半年多的时间里，66军共歼敌15328人。彭德怀也对66军表示了肯定，称他们“一次比一次打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