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在东北坐拥强大势力的后金第二任大汗皇太极，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正式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并且将族名从“女真”更改为“满洲”。这一举动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标志着满洲政权从地方崛起走向中央舞台，宣告一个新兴帝国的登场。就在同一年，皇太极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再次对蒙古草原上的劲敌察哈尔部发动战争，并第三次击败了其首领——成吉思汗嫡系后裔、黄金家族的林丹汗。这场胜利直接促使漠南蒙古归顺大清，察哈尔的贵族与臣属，也如同先前归附的科尔沁部一样，逐渐纳入清朝的统治体系。皇太极更是善于以政治婚姻作为统治手段，他招降了林丹汗之子额哲，将自己的女儿马喀塔嫁给他，并允许额哲继续管理察哈尔部，以安抚其心。

皇太极不仅依靠武力，更通过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手段，逐步将漠南蒙古地区（后来称作内蒙古）纳入版图。察哈尔与科尔沁的骑兵成为清朝军队的重要中坚力量，皇太极精选其中的精锐组建成蒙古八旗，极大增强了帝国的军事实力。这支部队后来在清军入主中原的征战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满洲与蒙古的联合，形成了一股看似牢不可破的合力，为大清进一步扩张打下了根基。

然而，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再坚固的联盟也难免出现裂缝。尤其是黄金家族，这个曾经统御草原的血统，怎能甘心长期屈服于他人之下。1673年（康熙十二年），年轻的康熙帝在削藩问题上过于急切，导致“三藩之乱”爆发。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相继起兵反叛。吴三桂更以“反清复明”的旗号号召各地民众，迅速赢得支持。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及其他旧部纷纷响应，而当时盘踞台湾的郑经也派遣海上力量支援叛军，甚至一度袭击清军东南沿海驻防。吴三桂在湖南战场接连击败清军，兵锋直逼长江流域，江南几乎尽失。局势危急之下，康熙甚至考虑撤往盛京（沈阳）以保安全。

就在清朝南方陷入混乱之际，1675年（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察哈尔王布尔尼（林丹汗之孙，额哲之子）看准时机，打出“反清复元”的旗号，召集蒙古草原上的部落反叛，试图恢复黄金家族的荣耀。他积极联络漠西的准噶尔部，并意图与南方三藩叛军形成呼应，共同夹击大清。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布尔尼之变”。由于当时清军主力被困在南方，北方防务空虚，布尔尼的骑兵迅速逼近北京门户张家口。消息传入京城，康熙焦急万分，但兵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他任命年迈的多罗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实则由副将军图海主持战事。康熙更下令从京城王公大臣的家奴中征召兵源，加以训练，组建起一支约万人规模的临时军队。图海率领这支新军奋勇作战，成功击退布尔尼，收复张家口。

随着张家口的光复，大清北方原本犹豫不决的蒙古王公们见势纷纷转向清廷，布尔尼逐渐陷入孤立。图海乘胜追击，在察哈尔草原重创布尔尼主力，并最终于四月底将其击杀。察哈尔部彻底归顺清朝。战后，为了根除叛乱隐患，康熙采取了严厉措施：将布尔尼的追随者迁徙至河南，重新清查户口，整编旗属，将其完全纳入大清的管理体系。此举不仅平息了叛乱，也使内蒙古与内地联系更加紧密，自此真正融为一体，成为清朝牢固的疆域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