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虽然建立不足四十年便被唐所取代，但其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隋炀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最终使国力耗竭。唐朝建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局面。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唐初统治者将水利工程建设视为重中之重。因为在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中，水利不仅关乎农田灌溉，更直接决定了粮食产量和百姓生计。

唐朝政府十分清楚水利工程的战略意义，因此在国家层面设立了专门的水利管理机构，系统地负责规划、修建与维护。同时，凡是在水利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官员与工匠都会受到嘉奖与宣传，这种做法大大激发了地方官员与百姓的积极性，使得水利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唐代的两百余年中，据史书记载共修建水利工程275项，其中绝大多数都直接服务于农业灌溉。虽然后期因战乱史料散佚，但从现有数字便能看出，唐代在水利建设上的投入是极为庞大的。

由于当时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有限，古代百姓大多依靠人力劳作。但古人智慧丰富，他们懂得因地制宜，利用河流与地形条件修筑堤坝、渠道，从而将有限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推动农业的动力。水利工程不仅能保证农田按时得到灌溉，还能在建造和维护过程中带动地方经济。比如，北方许多水利工程能灌溉“千顷”良田，黄河流域更是凭借前代留下的遗迹进行修缮扩建，从而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

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快让唐代农业经济走上正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很多原本交不起赋税的地方，不仅能够完成赋税，还能设立“义仓”。义仓的建立说明地方已出现余粮储备，可以在灾年施以赈济。这种制度的广泛推行，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水利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随着农业经济的复苏，国家财政也逐渐充盈。唐太宗、唐高宗等统治者都尝到了水利建设带来的甜头，地方税收显著增加，尤其是江淮地区。安史之乱后，北方战火频仍，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农业凋敝，税收锐减。但江淮两道因水利体系保存完好，反而成为了国家税收的中坚力量，动辄每年贡献数百万石粮食，保障了中央财政。正因如此，长江下游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其繁荣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当然，并非每个朝代都能大规模开展水利建设。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虽是壮举，但因决策失当、耗费过度而被后世指责。唐朝则吸取了前车之鉴，他们并未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多代统治者持续投入，使得水利工程遍布全国，形成互相支撑的网络。这种分阶段、长期性的投入方式，既避免了国力的透支，也让水利事业稳步推进。

唐代地方官员的高度自主权也是一大优势。地方长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策修建水利，而不必事事请示中央。中央政府对有功者的奖赏，更让地方官员热情高涨，形成了上下合力推动水利建设的局面。因此，唐朝的水利工程不仅在当时造福百姓，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基础设施与经验。

总的来看，唐朝的水利建设是国家由衰转盛的重要支撑。它不仅带动了农业恢复，促进了财政充盈，更奠定了唐代盛世经济的基础。从江淮两道的繁荣到长江下游的富庶，从义仓制度的推行到地方官员的积极作为，都显示出唐朝在治国理政上远比隋炀帝更为稳健和高明。正因为如此，唐代才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书写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