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剥皮”的刑罚，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与朱元璋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坚信这是他首创的残酷手段。但如果仔细翻阅史料，就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事实上，这种刑罚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朱元璋只是沿袭了前朝的做法。可惜在后人的议论中，往往存在一种“选择性归咎”的现象，明明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却被有意无意地扣到朱元璋的头上。这种双重标准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实在令人摇头。

我们今天对于明初“剥皮”刑罚的了解，多数来自清代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重惩贪吏》一条。赵翼在书中明确提到：“案元世祖籍阿合马家，有人皮一张，后诛阿合马之子阿散，亦剥其皮。”换句话说，连赵翼这种对明太祖、明成祖常有微词的史学家，都承认元代早已有“剥皮”刑罚的存在。有人却偏偏不愿接受这一点，还借口说赵翼引的是《草木子》，而《草木子》里并无相关记载，便断言元代不可能有此酷刑。这种逻辑堪称“荒唐”，因为同一条史料，证明明朝时就信奉为铁证，证明元朝时却一口否认，标准何在？

其实，要论证元代“剥皮”刑罚的存在，《元史》就是最好的证据。尽管《元史》编修仓促，仅十一个月就成书，文辞不如《明史》华丽，但它取材直接，史实反而更为可靠。《元史·本纪·世祖九》记载：“戊午，诛阿合马第三子阿散，仍剥其皮以徇。”可见忽必烈在清算权臣阿合马时，亲自下令将其子阿散剥皮示众。更进一步，《元史·奸臣阿合马传》中还记载，阿合马爱妾衣柜中藏有人皮两张，疑似作为诅咒之用。结果忽必烈震怒，当即下令将阿合马的爱妾与几名亲信画师、官吏一同剥皮处死。光是这两次，就有五人因忽必烈之令被生剥而死。若说元朝没有“剥皮”刑罚，未免过于无视史料。

除了正史，宋末遗民郑思肖在《心史大义略》中也有类似记载。他提到元人刑罚极为残酷，不仅有“斩剐”，还有“生剥罪人身皮”，这种刑罚被称为“浑脱”。“浑脱”原本是蒙古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以整张剥下的牛皮制成的水囊或浮囊，既可渡河，又能盛水。由此可见，“剥皮”这种刑罚正是从他们的生活习俗中衍生出来的。在《元史·石抹按只传》中，还记载将军石抹按只曾用牛皮制成“浑脱”和皮船，渡江作战。这类用皮之法，既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智慧，也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刑罚制度。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明初“剥皮”并非朱元璋的独创，而是直接承袭自元代的刑罚制度。朱元璋在整饬贪官时延用此法，自然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却并不代表他才是“罪魁祸首”。把所有的恶名都推到朱元璋一人身上，不仅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的价值，就在于还原真相，而不是一味抹黑或歌颂。

你觉得呢？或许这正说明，研究历史不能只凭片面印象，而应回到史料本身，才能窥见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