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即大清丁未年，在晚清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这一年不仅是清朝推行官制改革的关键时刻，也是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获得的最后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然而，令人扼腕的是，无论是光绪帝还是慈禧太后，都未能把握住这转危为安的可能。仅仅一年之后，这两位最高统治者先后离世，而他们的相继去世，也象征着大清王朝的气数已尽。

在当时的局势下，大清给人留下了“旧制欲崩，新政初立”的复杂印象。清廷一方面高调推行所谓的新政与立宪，试图借此延续统治；另一方面，朝廷内部乃至慈禧本人虽然屡次下诏强调变革的重要性，但在这个内忧外患频仍的时代，朝中重臣与地方督抚们更多考虑的是个人权势与安危，而非国家存亡。他们普遍心知肚明：大清已经是病入膏肓，任何激烈的改革都可能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心态下，政坛的种种怪象逐渐浮出水面。

当时地方上有“四大疆臣”之称的重量级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以及两广总督岑春煊。出人意料的是，这四位政坛大佬在关键时刻竟纷纷以“患病”为由推辞政务。袁世凯尤其显得心灰意冷。原本凭借小站练兵崭露头角的他，却在这次“丁未年官制改革”中成为最大输家，先是八项兼差被削，继而镇兵兵权被大幅削弱。权力旁落，让他既愤懑又无奈，自然不愿出面积极参与。张之洞虽然声望极高，正值入京掌握中枢的关键阶段，却也以“病体”为由迟迟不肯北上，实际上是因看不透未来的政治局势，不敢轻举妄动。岑春煊虽勉强进京，却几乎闭门不出，声称“水土不服”并患上流感，其真实用意是想取代袁世凯，却未能如愿，只得托病以避嫌。至于端方，作为四人中唯一的满洲勋贵，本具备一定治政能力，但因担忧宗室权力被削，心生惶惧，也同样以生病为借口抽身。

如果说疆臣们的“多病”还能勉强理解，那么朝廷宰辅的“集体失能”就更令人啼笑皆非。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自光绪三十二年患病以来始终未能恢复。年过七旬的他虽常被讥为庸碌之辈，但毕竟稳坐宰相位置近二十年，多少也有几分政治老辣。此刻他表面上以养病避事，实则在揣摩慈禧的态度与意图。而在“病榻”之中，他仍未忘敛财，“庆记卖官公司”依旧门庭若市，连黑龙江巡抚之职都能以十万英镑买得。

与此同时，副相王文韶心中惶恐不安。早年曾被曾国藩看作有宰辅之才的他，如今年近暮年，深知新政意味着风险重重，因此屡屡请辞，想借病归乡，避免卷入是非。直到这一年五月，他才如愿以偿，算是体面退场。内阁大学士、曾任两朝帝师的孙家鼐，同样以年老耳聋为由，数次表示欲辞不干，却始终未获慈禧批准，直至两年后客死任上。五月初，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归籍，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失意离京。其后不久，安徽巡抚恩铭遇刺，引发轩然大波，更让病重的慈禧盛怒不已。

此时的慈禧，年近古稀，身体每况愈下。光绪帝虽年纪尚轻，却也因长期受压与病疾缠身而日渐衰弱。相比慈禧病情讳莫如深、秘而不宣，光绪的病症则被公开，并诏令各地督抚荐举名医入京诊治。复杂的政治氛围，使得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更加犹豫，不敢轻易入京掺和。

综观光绪朝的晚期，新政虽有改革之名，却未能唤醒沉疴已久的政治与人心。朝中上下心灰意懒，暮气沉沉，远不如外部压力迫切。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早有预言，称清朝五十年内必将更替。果然，自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后三年，辛亥革命便爆发，清王朝覆亡，赵氏之言应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