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上没有发生玄武门之变，那么唐高祖李渊很可能不会那么早退位，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也许庙号依然会是太宗，但这个“太宗”可能就不是李世民，而是他的兄长李建成。换句话说，玄武门之变不仅决定了唐王朝的皇位归属，还深刻影响了后续数十年的历史走向。

在演义与小说中，李世民发动这场政变时，往往被写作是依靠“瓦岗七雄”等英雄相助，但史料的记载却大不相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真实的玄武门之变爆发时，那些在民间传说中赫赫有名的瓦岗旧将，却没有一个出现在血腥的政变现场。为何他们会在关键时刻“消失”？其中原因极其复杂：有人选择避嫌，有人袖手旁观，也有人可能暗中运筹。至于秦琼与程咬金在此事中的态度，史书记载极为隐晦，似乎有意留下解读空间。

回溯到隋末，天下大乱，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起义军此起彼伏，实际上人数与势力远超这个说法。《旧唐书》《新唐书》中可以看到，当时起兵反隋的豪杰多如牛毛，光主要的就有太原留守李渊、江都通守王世充、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瓦岗翟让与李密，以及农家出身的窦建德等。每一方都有相当势力，搅动中原风云。

有趣的是，与评书和小说的形象不同，宇文化及在隋朝并非权臣宿将，甚至在夺权之前并无显赫官爵。他早年还曾因私下与突厥交易而被隋炀帝下狱，几乎丧命。只是因牵连了皇室婚姻关系才得以幸免。尽管如此，他在历史中确实险些击溃瓦岗军，若非秦琼拼死救援，李密恐怕早已命丧当场。这一战，也让秦琼的武勇声名远播。

史书对秦琼的尊称，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敬意。《旧唐书》中往往称其“字叔宝”，而不是直呼姓名，这在当时是一种特别的尊崇。事实上，正史中的秦琼远比演义里更加威猛，甚至极可能是隋唐之际最强的猛将。尉迟敬德后来归顺李世民，史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被围困走投无路而投降，另一种则更为惊险——他是被秦琼亲手生擒，才不得不归降。秦琼的后人墓志铭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其威望之高。

至于尉迟敬德与程咬金，他们在史书中形象也与民间小说差异极大。并非憨厚粗莽之人，而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他们没有像魏征那样选错阵营，而是谨慎行事。魏征当时辅佐太子建成，甚至提出要趁机除掉秦琼与程咬金，足见权谋的激烈。而程咬金则敏锐察觉大势，劝说李世民抢先下手，这直接推动了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场血战中，冲锋陷阵的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而魏征、程咬金、秦琼等人都没有在场。七位瓦岗出身的公爵，竟无一人出现在玄武门。这种“缺席”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高度谨慎的政治选择。

这七位瓦岗英雄，分别是郑国公魏征、郧国公张亮、卢国公程咬金、英国公李勣、胡国公秦琼、琅琊郡公牛进达，以及濮阳郡公吴黑闼。他们出身虽同，但立场与结局各异：有的彼此攻讦，反目成仇；有的则抱团取暖，安然度过乱世。比如张亮与李勣，原本同属瓦岗，却最终水火不容。张亮因密告获宠，却又因牵连被杀，而李勣则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反而保存了实力。

相比之下，牛进达与吴黑闼选择跟随秦琼、程咬金的路线，低调行事，善始善终，最终得以善终并陪葬昭陵。程咬金更是凭借婚姻与军功，在唐初享有极高地位。他在七十高龄仍能统帅大军讨伐西突厥，最后体面收场。与他相比，李勣与魏征虽然看似机敏，却因“过于聪明”而险些断送性命。

综观全局，玄武门之变不仅是皇位之争，更是一场政治智慧的较量。那些表面上“缺席”的瓦岗英雄，其实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生存与权谋的艺术。程咬金的“见好就收”，牛进达与吴黑闼的低调务实，反倒比魏征与李勣的“锋芒毕露”更显高明。唐初风云际会，成败得失，皆在这份取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