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里,皇帝的个性五花八门,有炼丹求仙的,有对木工情有独钟的,也有人整年不上朝,把朝政丢在一边的;更有甚者痴迷斗蛐蛐、扮装演戏,活得像个市井百姓。
换作别的王朝,这样的君主群像怕是早就把国家折腾得支离破碎,可明朝竟还能延续300年。
原因何在?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真正顶住风雨的能臣。今天就来说说,这四位被后世公认最能扛事的明代重臣。
王阳明不仅在明代政治史上有分量,在思想史上更是如雷贯耳。他生于书香之家,自幼立志为圣贤,一生追求的就是将“道”付诸实践。
他创立的“心学”,提倡向内求真,认为人的心即是理,知与行不可分离。这套学说,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会贯通,既有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带着禅宗的顿悟意味。
后世评价他,是继孔孟之后能自成体系的思想家。
但王阳明的贡献,不止在书卷之间。他也是一名极具手腕的将领,平定南赣匪乱、平息思田瑶民起事,镇压宁王叛乱,都堪称他的人生高光。
尤其是宁王之乱,宁王朱宸濠拥兵十万意图谋反,朝廷慌作一团。王阳明却不硬拼,他先用假诏书扰乱对方判断,营造朝廷大军压境的假象,仅凭八万临时拼凑的杂兵,三十五天就结束战事,耗费远低于预期,几乎没有给国库添负担。
他一生镇压了四个省的大型动乱,保住了南方富庶的税赋来源。既能讲学著书,又能披甲上阵,这样的全才,古今皆罕见。
若论廉洁之名,明代恐怕无人能比得上海瑞。史书里记载,他在淳安做县令时,全家一月花费不过三两银子,平日吃的都是粗茶淡饭,只有母亲生辰才舍得买两斤肉。
他不仅自己清廉,还敢碰权贵的奶酪。在应天府做府尹时,他查出税收漏洞,仅用三个月就追回白银二十万两,让不少占了便宜的大人物夜里睡不着觉。
海瑞的硬骨头在于,他敢对皇帝直言不讳。嘉靖四十五年,他买好棺材,遣散家人,把一封《治安疏》直接拍到皇帝案头,把嘉靖二十年不上朝、炼丹修道的事骂了个底朝天。
这封奏疏被史家称作“明代第一骂街文”,嘉靖虽然暴怒,但没有杀他,因为知道海瑞是真心为国。
海瑞一生弹劾贪官四十多人,追回赃款上百万两,平反冤案百余件,甚至连位高权重的浙江总督胡宗宪之子也没能逃过他的手。
他死后,沿江百姓自发身着白衣送葬,送行的哭声传出几十里,这种民心,是任何权势换不来的。
如果把王阳明比作明朝的灵魂导师,那么张居正就是帝国的“总工程师”。在他接掌朝政之前,大明财政亏空、官场懒政,边疆防务松弛不堪。
上任后,他先推行“一条鞭法”,把繁琐的赋税合并成按土地人口统一征收的单一税种,大幅削减了税收成本,增加了财政收入。
据《明实录》记载,太仓银库的年收入从两百万两直接涨到四百万两,赋税征收的中间盘剥也被压缩。
接着是“考成法”,一套让官员无处偷懒的考核制度。六部官员必须按月报送工作进度,完不成就扣俸、降职。
这一来,官场的懒散风气锐减,行政效率显著提高。万历七年一年就裁掉了千余冗官,追回贪污银两两百万。
他还善用人才,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稳住东南抗倭与东北防线。执政十年,明朝国力明显回升,史称“万历中兴”。
可以说,没有张居正的改革,明朝很可能在万历年间就撑不下去。
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朝廷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有人提议南迁避敌。
就在此时,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他先拥立郕王朱祁钰监国,确保朝廷运转不中断;又调动各方力量,在最短时间内把二十多万民兵训练成可用之军,与瓦剌十万精锐正面抗衡。
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的部署稳健有力,最终击退了瓦剌,保住了都城,也保住了大明的中枢。
这一役之后,他被视为“社稷之臣”,是撑起明朝江山的关键人物。
然而,几年后明英宗复辟,于谦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尸骨被弃。他的一生,印证了那句古语:功高盖世,亦难免横祸。
三百年的明朝,既有昏庸的皇帝,也有伟大的臣子。他们或许没能改变明朝的最终命运,但他们让这个王朝在风雨中多存在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