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总兵制度，是中国古代军事体制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它既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军事力量之间的博弈，也折射出皇权对武将的忌惮与利用。若要真正弄清总兵的权力变化，必须从制度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在不同时代的地位转变三个方面来探讨。

明代的总兵制度可谓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根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年时“总兵”一词首次出现，但当时只是泛指统兵之意，并未固定为官职。到了洪武二十年，冯胜开始持有“总兵官印”，才使得“总兵”逐渐与具体职务产生联系。真正将“总兵”确立为正式职官的，是永乐年间朱棣在边镇任命总兵镇守要地。随着永乐一朝边防压力的增加，总兵逐渐发展为一套与卫所制度并行、甚至冲击卫所制度的军事体系。在洪熙帝时期，卫所制度走向崩坏，总兵制度得以完善，职能包括整顿军务、训练兵马、清查屯田等，其实权甚至超过部分都司。

然而，总兵的品级却并不固定。明初时，部分总兵的头衔甚至低于自己的属下，造成上下名实不符的尴尬局面。直到成化年间，有巡抚上疏建议提升总兵的品级，以确保其权威，皇帝才批准，随后总兵的地位逐渐抬升。明代前中期，总兵权力曾达到巅峰，典型如宋晟、陈怀等，他们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甚至越权指挥文官，权势炽盛。也因此，他们屡次遭到御史弹劾，引发皇帝和宦官的警惕。为了制衡，总兵常常受到太监的监视。到正统、天顺年间，随着巡抚和总督职务的出现，总兵逐渐被压制，不得不与文官、太监共事，地位下降。云南沐家便是典型案例，从初期的“云南王”逐渐被削权，最终事事受制。

但总兵制度毕竟是为战争服务的。每当边疆出现战事，总兵权力便会迅速反弹。嘉靖年间蒙古与倭寇并起，朝廷不得不重新重用总兵。此时出现了李成梁、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他们凭借军功和治军才能，不仅在军事上立下赫赫战功，更在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戚继光，手握尚方宝剑，拥有生杀大权，甚至可以制衡地方文官。部分总兵还凭借家丁形成独立势力，如吴三桂三千家丁之盛，令总督都不得不依仗。到明末，毛文龙等总兵几乎割据一方，权力与皇帝形成对抗。综观明代，总兵权力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受制衡的反复，其总体权势极大，可与现代军区司令相比。

清代取代明代后，总兵制度虽被保留，但其性质却发生重大转变。清代的军事结构不同于明朝的一体化军制，而是实行八旗与绿营并存的模式。八旗兵作为清朝的核心武装，数量虽少却地位至高；绿营兵则是汉人军队，人数虽多，却长期遭到歧视和限制。总兵正是绿营系统的最高指挥官，理论上仍是地方军事首脑，但实际权力却被严重稀释。首先，清代设置了地位更高的提督，全国仅有二十余人，其权力在总兵之上。其次，皇帝对总兵任免实行严格控制，剥夺了地方推荐权。更重要的是，清代禁止总兵拥有家丁，卸任时不得带走士兵，使其失去了在地方形成独立势力的可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将领坐大，总兵被频繁调动，久任一地的情况极少，导致兵不识将，军心松散。

不仅如此，绿营兵在待遇与装备上也远逊八旗兵。史料记载，八旗兵的军饷是绿营兵的十倍以上，武器装备也受到严格管控，绿营兵甚至被禁止铸造先进火器。总兵作为绿营的最高长官，薪资虽看似可观，但与其肩负的责任不成比例，更难与八旗高层相比。其地位之低，甚至在宫廷制度中出现总兵对提督跪拜称奴才，却被讥讽“外家人”，可见其身份的尴尬。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的总兵在制度名称上相似，皆为地方高级军官，全国不过八十余人，地位极其显赫。但在实权上差别巨大：明代总兵掌握数千乃至上万士卒，拥有家丁与宝剑，权力往往能与文官分庭抗礼；而清代总兵因满汉分流与皇权控制，逐渐沦为“虚职”，虽有名号，却无独立军权，实质上成为皇权体制下的高级军官，却远不及明代的总兵那般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