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之后，殷商王朝彻底覆灭，新的周朝政权随之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为了巩固新生王朝的统治，周武王采取了分封制的措施，将姬姓的宗族子弟以及部分功臣分封到各地，建立起层层包围中央王室的局面。诸侯们各自镇守一方，同时在名义上尊奉周天子为天下的共主。这样的格局，既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威慑力，也形成了以宗法为纽带的广阔政治网络。

在周武王与成王相继执政后，周朝迅速进入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成康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诸侯普遍效忠朝廷，周天子的威望也达到了新的高峰。然而，历史规律往往是盛极而衰，周朝同样没有能够逃脱这个轮回。从昭穆时代起，王权逐渐式微，王室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交织，使得这个庞大的王朝缓慢而坚定地走向衰落。虽然中途出现过如周宣王这样的中兴之主，试图扭转乾坤，但积弊已深，终究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

传到十二代时，王位落到了周幽王的手中。周幽王以“烽火戏诸侯”而臭名昭著，他不仅沉迷声色，荒唐无度，还犯下了废嫡立庶的错误，彻底激化了王室矛盾与诸侯不满。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犬戎趁机大举入侵镐京，经过一番攻掠杀戮，周幽王身死国灭，西周的都城也毁于战火。此后，周幽王之子宜臼在动荡中即位，是为周平王。由于镐京不复存在，犬戎之患仍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这一“东迁”不仅是无奈之举，更成为西周与东周的历史分界点。自此，东周拉开帷幕。

然而，东周与西周最大的不同，在于天子的威望日益下滑。昔日诸侯对周王室的敬畏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自立与争霸的野心。尤其三个标志性事件，更是直接瓦解了王权的权威。其一是“礼崩乐坏”，始于郑国的坐大。郑国因护送东迁立下大功，国力逐渐强盛，甚至敢于与周桓王直接交锋。最终，郑庄公不但击败了天子之师，还让其大将一箭射伤周桓王，使得王室尊严荡然无存。其二是鲁桓自立。鲁桓公篡位后未求天子册封，便自行称王，而周天子竟毫无办法，这一行为直接动摇了宗法与册封制度。其三是楚国称王。熊通在周桓王拒绝其请求后，自立为“楚武王”，彻底摆脱了对周室的形式性依附。三件事接连发生，使得周天子的威信跌至谷底，天下诸侯纷纷崛起，开启了“礼坏乐崩，强国林立”的新局面。

随着平王东迁，春秋时代悄然来临。春秋前期，列国虽有争战，但尚且讲求礼仪与秩序，战争更像是诸侯之间的角逐，而非灭国之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霸主争霸、国力扩张逐渐成为主旋律。至春秋末期，“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这两大事件，彻底宣告周天子失去了对天下的实际掌控。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晋国，迫使周天子承认其诸侯地位；田氏则通过逐步取代姜姓吕氏而篡位齐国。至此，天下格局已经从名义上的宗法秩序，转变为“强者为王”的局面，战国时代由此揭幕。

战国与春秋最大的差别，在于战争的性质和规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春秋战争多带有“君子之争”的色彩，往往讲求礼数，不以灭国为目的；而战国时期，战争则彻底功利化，以吞并、掠夺为常态，动辄数十万军队厮杀，甚至出现长平之战那样的百万惨案。与此同时，疆域观念也逐渐清晰，随着铁器普及和人口暴涨，各国开始划定边界，荒地被不断开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愈发频繁。

思想领域同样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春秋时代尚有“温良恭俭让”的理想，然而进入战国，法家思想盛行，丛林法则取代了礼乐秩序。国家通过变法图强，个人也不得不在竞争中求生存。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战国七雄最终登上历史舞台，而东周王朝则逐步被边缘化，直至被秦国彻底灭亡，宣告两百余年的东周历史走到尽头。

综上所述，春秋与战国虽同属东周，却因社会、战争、思想等方面的根本差异，被后世分别定义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春秋尚存礼义之影，而战国已是弱肉强食的现实，这便是古代中国由秩序走向混战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