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是一个充满战火与扩张的王朝，甲骨卜辞中清晰记录了商王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战争和祭祀有关。根据西南大学李发博士的研究，商王武丁在位期间，商朝与80多个方国发生了战争。尽管这些战争和征伐记载在甲骨文中存在的时间较长，但在武丁死后，这些方国的记录却显著减少，唯独“夷方”成了例外。

“夷方”一词在历史上指的是黄淮下游一带的族群。夏朝称为“九夷”，商朝则简称“夷”或“夷方”，而周朝则称他们为“东夷”。商汤推翻夏朝时，东夷成了商朝的重要盟友之一。但到了商朝第十一任君主仲丁继位后，商朝与东夷的关系急转直下，随之而来的是商朝对东夷的长期战争。这场战斗持续了几百年，直至殷墟的第一至四期（盘庚至帝辛时期），甲骨文中频繁出现商朝征伐东夷的记录。

特别是在帝辛（即纣王）继位后，商朝与东夷的战争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甲骨文中甚至记载了商朝俘虏东夷首领的事件。这场战争最终以商朝对东夷的胜利告终，但也预示着商朝的衰亡。《左传》评价纣王“克东夷，而殒其身”，意思是虽然商朝在东夷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纣王却因此耗尽了国力，为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商朝一直致力于开疆拓土，成汤建立商朝时曾“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到武丁时，商朝已出现了史上著名的女性将领——妇好。商朝的用兵方向在中前期主要集中在西方和南方，征服了羌方、戎、鬼方、蜀等地。而东夷的战争，既源于与东夷关系的恶化，也因为西方的方国大多已经臣服，没有了征伐的意义，商朝的扩张目光自然转向东边。

然而，随着周国的崛起，商朝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周国的西部势力逐渐增长，尤其是在周武王的祖父季历在位时，周国开始在商朝的周边地区扩张。商王文丁意识到威胁，处死了季历。然而，季历之子姬昌继位后，成了周文王，并公开誓言要取代商朝。后来，《竹书记年》记载了“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标志着周国第一次对商朝发动军事进攻。

当纣王继位后，忠于商朝的崇国君主虎警告纣王：“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显然，周国的崛起给商朝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周武王继位后，西方的局势愈加紧张。然而，纣王依旧将商朝的主力部署在东夷战场，而未能有效应对来自西方周国的挑战。特别是在周武王继位后，他东渡盟津与八百诸侯会盟，这一举动预示着周国反叛之意愈发明显，距离牧野之战仅剩不到两年。

尽管如此，纣王仍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东夷战场，而对西方的周国采取了怀柔政策。他甚至将周文王囚禁在羑里七年，最终又释放了他并建立了姻亲关系，这一系列举措表明纣王一直试图通过拉拢来平衡西方的威胁。然而，周武王并未给他更多时间，最终商朝灭亡。

纣王之所以执意对东夷发动数百年的战争，传统上认为是因为东夷的挑衅。然而，这个解释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纣王在面临来自西周的巨大军事压力时，依然选择优先解决东夷问题。直到三千多年后的现代考古学研究才揭示了更多背景。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开始在中国得到深入发展，经过多次发掘研究，证明了华夏文明源自多个地区的融合。夏、商时期的文化类型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文化，都展示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步融合。而在东夷聚居的海岱地区（即今天的山东、豫东和苏皖北部），却有着独立的文化脉络，形成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系列文化。

直到商朝中期，海岱地区依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商朝为了打破这一局面，耗费了巨大的国力和资源，与东夷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军事征伐。最终，商朝成功打破了东夷地区的相对独立，促进了东西文化的融合，也推动了华夏文明的统一。这种远超短期军事胜利的战略眼光，才是商朝对东夷进行长时间征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