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一本书能流传千年，总有它的理由。

《资治通鉴》就是这样。

表面看是史书，其实藏着一代代人对权力、制度、成败的反思。

想读懂它，不只是翻历史，而是照一面镜子。

镜子里映出的，到底是制度的得失，还是人心的算计？

编纂与宗旨

司马光主持修书，用掉十九年心血。

宋英宗命他主事，北宋朝廷拨钱拨人，聚起一大批学者。

最终成书二百九十四卷，跨越十六朝，跨度一千三百多年。

这种规模，在当时前所未有。

司马光亲自定纲，亲自删改，甚至亲自抄写。

很多夜晚，他都在灯下反复核对史料。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因为他有个明确目标：要给帝王一部可以随手翻、随时学的历史镜鉴。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里说得明白，“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这句话就定了基调。

他并不打算写一部铺天盖地的全史，而是挑重点，写治乱兴亡，写成败得失。

换句话说，他想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一部“政治教科书”。

那时候，北宋朝廷外有西夏、辽国压力，内部财政也紧张，政局并不安稳。

司马光写书，目的就是让皇帝从中吸取经验，别再走弯路。

书名为什么叫“资治通鉴”？

“资治”，就是辅助治理；“通鉴”，就是贯通古今、为后人提供借鉴。

名字一出，就点明方向。

皇帝翻开这书，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为了从前人得失中找答案。

今天我们回头看，正是这种目的，让它有了超越普通史书的生命力。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多朝代，这么多事件，他靠什么来挑选？

标准其实很简单：看对国家存亡有没有影响。

比如说经济制度的调整、军政的兴衰、权力交接的成败，这些都要写。

至于琐碎的宫闱秘事，地方小事，大多都删掉。

司马光自己也说过，他要取“有资于治道”的史料。

这个眼光，让《资治通鉴》成了官修史之外，最实用的一部史书。

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在书里常常插入自己的评论。

他不只是叙事，还要下判断。

每当关键人物做出决策，他往往加一句“臣光曰”，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成败所在。

比如晋朝重用外戚，他就批评乱政；唐太宗用人有度，他就赞许。

评论虽简短，却像一记记敲打，提醒后人不要忘记这些教训。

这样的写法，让《资治通鉴》不再是冷冰冰的史料，而有了血肉。

回头看，这部书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价值。

一是它让历史变得可读，读者能顺着编年体，从头看到尾，不会被复杂断代史打断。

二是它把政治经验抽丝剥茧地呈现出来。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绕不开权力、制度、法令。

这就是司马光的智慧。

他知道，皇帝们最需要的不是故事，而是经验。

那我们今天读，依然能从中找到共鸣。

为什么有些国家兴盛一时，又很快衰落？

为什么有些制度一改，天下就乱？

这些问题，一千年前困扰宋代皇帝，现在仍然值得思考。

换句话说，《资治通鉴》像是一面放大镜，把历史的根本矛盾放在眼前，不让人回避。

史学方法与“以史为鉴”

《资治通鉴》采取编年体，从周威烈王开始一直写到五代后周。

这样安排有个好处，脉络清晰，事件连续。

读者可以一眼看到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兴衰，也能比较出政策差异带来的后果。

比如同样面对财政困境，有的王朝选择苛捐杂税，结果民怨沸腾；有的则通过制度改革，反而延长了国运。

放在同一年里对比，就显得格外鲜明。

司马光不满足于单纯叙事，他要表达观点。

每当关键人物做出决断，他常常加一句评语，比如晋惠帝荒唐无能，就毫不留情指出祸根。

又比如唐太宗励精图治，他就用力称赞。

这样的写法，有人说是史论夹叙，更像一位老师在边上点评。

皇帝如果真的翻读，就能立刻明白该学谁、该防谁。

有人可能会疑惑，这样会不会太主观？

但从另一面看，正是这些评语，让《资治通鉴》有了灵魂。

再说它的取舍。

史书浩如烟海，为什么《资治通鉴》能流畅易读？

因为司马光定了原则：只取与国运相关的事。

他删掉了大量细枝末节，把笔墨集中在制度变迁、政治斗争、军事胜负上。

这样一来，读者不会被杂事拖累，反而更容易抓住核心。

今天我们再读，就会发现这种选择很有远见。

毕竟，读者最关心的往往就是国家如何兴亡，而不是宫廷琐闻。

值得注意的还有它的写作姿态。

司马光写书，不是冷眼旁观，而是怀着强烈的现实关切。

他把书献给皇帝，就是要提醒当政者：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宋代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矛盾，让他格外希望统治者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可以说，这部书就是他一生的政治主张，用历史事件来替代长篇大论的劝谏。

那么，《资治通鉴》真的能“以史为鉴”吗？

很多人会质疑。

毕竟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古代的经验能不能用在今天？

我的看法是，具体政策未必能照搬，但权力运作的规律，制度与人心的冲突，却跨越时空。

你读到某个皇帝独断专行，结果导致国家混乱，会不会想到现代社会里个人意志凌驾制度的风险？

你看到某个宰相刚正不阿，却被排挤出局，会不会联想到今天体制中监督与制衡的难度？

这就是历史的价值。

不是让你模仿，而是让你反思。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资治通鉴》没有美化任何朝代。

司马光写书，态度冷静，不会因为个人喜好而偏袒。

他敢于批评晋朝，也敢于指出唐朝的弊端。

这样的写法，让它成为历代统治者必读的警示录。

很多皇帝虽然未必照单全收，但至少意识到权力失衡会带来灾难。

这一点，影响深远。

今天再读，我们更该珍惜它的史学价值。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人们常常沉迷于碎片化的新闻，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去看全局。

而《资治通鉴》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全局视角。

它告诉我们，单一事件的胜负没那么重要，真正关键的是制度能不能稳定运作，权力能不能受到约束。

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本古书比很多现实评论更有深度？

第三章｜治道启示与制度警醒

《资治通鉴》不仅仅是一本史书，更是一部关于权力与制度的警告录。

翻开它，你会发现，很多王朝的覆灭往往不是因为外敌太强，而是内部制度崩坏。

外患只是一根稻草，压垮国家的往往是制度的空心化。

司马光特别注意揭示这一点。

他在很多地方都插话，提醒读者不要忽视法度的作用。

为什么？因为一旦法度失效，国家的运行就完全依赖个人意志。

个人可能一时英明，但个人也可能一时昏聩。

靠个人的好恶来治理天下，结果必然摇摆不定。

唐太宗的例子经常被拿来对比。

他虽然也有独断的时候，但大多数关键决策，都会征求群臣意见。

甚至在史书里，我们能看到他对谏官的容忍。

正因为如此，唐朝初期的制度运作比较稳定。

可到了晚唐，皇帝动辄一言定天下，大臣只是附和。

结果是政令反复，朝纲混乱。

这就是“人治”的弊端。

有些案例让人印象极深。

比如晋惠帝那句“何不食肉糜”，被后世讽刺为昏庸。

但更严重的不是一句荒唐的话，而是整个决策体系瘫痪。

大臣不敢说实话，皇帝也不知民间疾苦。

制度不再发挥作用，国家就像一辆失去刹车的车，最后必然翻覆。

再看另一个角度。

有些时候，制度的改良反而延长了国运。

比如汉武帝后期，经过多年穷兵黩武，国库空虚。

到了昭帝、宣帝时期，开始减轻赋税，约束官吏，恢复农桑。

正因为制度调整及时，西汉得以延续百余年。

这说明，制度并非死板，而是可以修补。

《资治通鉴》把这些关键转折一一呈现出来，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从书中能感受到一种隐含的结论：制度能救国，人治毁天下。

司马光不直接喊口号，他是通过大量事实堆积，让读者自己得出这个判断。

这种写法，比直接说教更有力量。

今天我们再翻读，依然会被提醒。

很多现代社会的问题，本质上仍然绕不开制度与人心的矛盾。

当制度健全时，个人的错误不至于造成灾难。

当制度被架空时，哪怕一位领袖再英明，也难以长治久安。

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历史镜鉴比任何说教都来得直接？

当代阅读与再思考

进入现代，《资治通鉴》依旧不断被提起。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读物，都把它作为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

很多学者在谈治国理念时，都会引用其中的案例。

特别是制度与人心的张力，更是常被媒体拿来提醒现实。

比如在讨论“依法治国”的时候，往往有人会借《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唐太宗曾经因为一时气愤，想要惩罚群臣。

最后他选择克制，并依照制度来处理。

这个细节常常被评论文章引用，提醒人们：个人意志要受法律约束。

如果放任“人治”，再聪明的个人也会犯错。

这样的提醒，放在今天，依然切中要害。

另一方面，《资治通鉴》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很多出版社推出了面向普通读者的导读版本。

有的学者还通过讲座、节目，把其中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有人以为年轻人不会看古书，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数字阅读平台上，《资治通鉴》的讨论度很高。

不少人愿意花时间读解读版，把历史和现实对照着思考。

这说明，经典并没有被遗忘。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资治通鉴》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让人看到规律。

王朝更替虽然各不相同，但背后总有一些相似的逻辑。

制度一旦空心化，权力失去制衡，灾难就会出现。

制度若能不断修补，权力得到约束，国家就能延续更久。

这是几千年不变的经验。

读完这部书，你可能会陷入思考：我们今天建立的制度，能不能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轻易回答。

正因为没有答案，才更需要这样的历史镜鉴。

参考来源

《资治通鉴》 (维基百科，2024年更新)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人民网，2021年）

《以史为鉴，资治通鉴的现实意义》 （新华网，2022年）

《历史与制度的对话：资治通鉴的当代启示》 （澎湃新闻，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