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建立后，赵匡胤立刻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稳定形势并巩固政权。首先，他对在此次兵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六位开国功臣进行了重赏，这六人包括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和赵彦徽。为了感谢他们的忠诚与贡献，赵匡胤给他们加官晋爵，并委以要职。石守信和王审琦属于殿前司系统，同时也是“太祖义社兄弟”，因此他们的职位被特别重视。石守信被封为宋朝的开国第一功臣，升任侍卫亲军司副长官副都指挥使，掌管了侍卫亲军司的实际事务。王审琦则升任殿前司的第三长官都指挥使，继续主掌殿前司的权力。

此外，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等人也获得了相应的晋升。原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被调升为殿前司的第二长官副都点检，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则升任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他们的部属张光翰和赵彦徽分别被任命为马军和步军司的长官都指挥使。这些变动有效巩固了首都的军事形势，增强了新政权的稳固性。

与此同时，赵匡胤还采取了安抚军心的措施。对于在北巡的侍卫司次长官韩令坤和已经抵达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殿前司副长官慕容延钊，赵匡胤亲自安抚，并将他们晋升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正长官马步军都指挥使与都点检。并且，他们被授予“同平章事”与“同中书门下品衔”的特殊待遇，成为了享有宰相礼遇的高官。这些安抚措施不仅确保了军心的稳定，也让这些曾经有功的将领在新政权下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与权力。

在内外形势逐渐稳定之后，赵匡胤开始提升参与谋划兵变的幕后人物，如刘熙古、赵普、吕余庆和沈义伦等。然而，由于他们原先的职务较低，尽管得到了大幅度晋升，他们仍未能立刻进入政府的核心职位。例如，赵普作为兵变的主要策划者，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并调任枢密直学士，掌握了枢密院的实际权力；而吕余庆则被任命为给事中，兼任端明殿学士，成为皇帝的顾问。沈义伦则仅升任为户部郎中，负责财政事务。尽管这些官职相较之前已是显著提升，但仍属中级文武官员，最多也只有四品，多数人保持五六品的级别。如此安排，既避免了旧官员的不满，也确保了政权平稳过渡。

在进一步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赵匡胤充分利用了后周的旧有势力。尽管他在短短六七年内通过自身的努力迅速晋升，并最终夺取了帝位，但许多资历较高的后周文武官员对其晋升心生不满，因此，赵匡胤不得不依赖这些三朝元老的支持，特别是后周的宰相范质与其他枢密使们。新王朝建立后的一个月，宋太祖下诏宣布，范质继续担任司徒，并兼任侍中，王溥则被任命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时也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则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同样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随着这些职位的调整，范质和王溥原本兼任的参知枢密院事务的职务被撤销，他们的职权范围被缩小到行政领域。

这一系列人事调整，尤其是宰相职务的变化，对于新王朝的稳定至关重要。赵匡胤通过这一举措，确保了后周的遗留势力能够在新政权中得到安置，进而缓解了他们可能的反抗情绪。宋太祖还特别派遣使者通告各地，宣布“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侍)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即便如此，旧政权的官员仍能在新政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为政权过渡和民心安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