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作为国民党中最为著名的“杂牌军”之一，其所带领的部队在战斗力上远超其他同类部队。尽管他的军队曾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但最终依然在粟裕的精心部署下被全歼。黄百韬临终时，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懊悔，他面对命运的无情捉弄，向天发问了三个深刻的问题。这三个问题让人深思，揭示了他在极度绝望中的内心挣扎。那么，黄百韬究竟为什么会问这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又代表了什么？

1948年，孟良崮战役之后，粟裕逐渐将目光锁定了黄百韬。对于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来说，已经具备了以弱胜强的能力，因此粟裕希望通过一系列歼灭战，彻底摧毁敌人。黄百韬，在战斗中突出表现的他，成为了粟裕的主要目标。尤其是他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和战略地位，让他不得不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尽管形势严峻，黄百韬依然坚守，未曾选择撤退。

然而，在“七月分兵”后，粟裕的兵力被极度分散，导致了整个战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当时，华野兵力被迫分散，外线作战的部队战况艰难。粟裕虽然留在内线，但可调动的兵力却严重不足。为了应对困境，粟裕发起了南麻临朐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也暴露了作战中面临的困境。经过这几场较量，粟裕深刻反思，并最终确定了针对黄百韬的全面歼灭战略。

在豫东战役之后，粟裕提出了淮海战役的构想。他坚信，经过一系列大规模战斗后，敌人将完全失去反抗能力，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而黄百韬所驻守的徐州，成为了粟裕眼中的重要战略目标。

黄百韬的升迁并非一蹴而就，凭借强悍的战斗力，他最终从一个杂牌军将领，晋升为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然而，这一职位的荣誉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安全感。随着济南的解放，第七兵团的驻防位置愈发显得突出，成为了敌军集中的目标。黄百韬深知形势严峻，因此迅速请求刘峙同意撤退。然而，刘峙未能及时批准他的请求，反而要求他掩护李延年的撤退。面对如此困境，黄百韬只能无奈接受。

1948年11月6日，华野的七个纵队开始了快速进攻，淮海战役的序幕正式拉开。面对华野的迅猛攻势，黄百韬无路可退，只能进行仓促的抵抗。此时，邱清泉和刘峙认为敌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并非第七兵团，因而未曾做好充分准备。虽然黄百韬极力争辩，最终得到了刘峙的同意，但时机已晚，黄百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最初，黄百韬本可以选择与其他部队一起撤回徐州。然而，顾祝同突然下令他等44军一同撤退。44军的加入原本是黄百韬的意外之喜，但在此时，却成为了他不愿接受的负担。为了挽救形势，黄百韬只能向刘峙求得支持，要求在大运河上架设浮桥为部队提供突围的机会。刘峙在电报中答应了黄百韬的请求，但他并未履行承诺。

黄百韬带领部队前往大运河时，发现河面上并没有浮桥，只有一座老旧的铁桥。愤怒和失望充斥着他的内心，但此时的他已经无法改变局势。为了突围，他决定指挥部队分散行动，自行逃脱。希望依靠李弥的兵团进行救援，但李弥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放弃。黄百韬最终只能孤军奋战，拼命与敌军搏斗。

在碾庄地区，黄百韬指挥部队修筑防线，抗拒华野的进攻。然而，他面临的是远超自己兵力的敌军。经过几天的顽强抵抗，黄百韬的部队已无力再战。粟裕的进攻已经逐步突破了黄百韬的防线。随着敌人阵地的逐步突破，黄百韬明白，援军已经无法及时到达，他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黄百韬的内心充满了悔恼。在临终前，他连问了自己三个问题，发出无尽的自责和悔意。他自问：“我为何要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为何要相信刘峙的话，放弃独立行动？”以及，“为何李弥在曹八集选择逃跑，而不是拉我一把？”这些问题，让他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感到深深的后悔与无奈。最终，黄百韬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他的副官杨延宴侥幸逃脱。黄百韬的战斗和悔恼，在这短短的几个问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历史的遗憾。

这三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它们是黄百韬心中未曾解开的结，是他无数次回想的痛苦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