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级对湘西的剿匪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广西的剿匪进展表示批评，这无疑加大了广西省委和省军区面临的压力。在广西刚刚解放的背景下，土匪活动却仍然猖獗，人数竟然超过了9万。这使得省委和军区不得不迅速出台剿匪方案，计划在上半年先消灭集中的土匪，接着在下半年剿灭零散的匪徒。然而，在实际剿匪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这导致剿匪的进展极其缓慢。

首先，剿匪政策的执行理念上存在缺陷，政策明确要求“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意味着，除了那些犯下罪行极其严重的匪首可能遭受重罚外，大多数土匪则可以接受相对宽容的处理，经过教育后被释放。而这些处理之后的土匪常常转身再度参与匪帮，造成剿匪工作徒劳无功，进展迟缓，甚至土匪的数量还有所增加。

其次，民间持枪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剿匪的有效性。广西的匪患历史悠久，许多普通百姓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配有武器。这些枪支很可能被土匪利用，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一些政策未能有效落实，导致个别百姓被国民党利用，白天视为平民，晚上却转为匪徒，这种现象层出不穷，令剿匪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在广西军区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的张云逸，和副书记兼副政委的莫文骅，认为广西的状况复杂，因此必须发动群众的力量，让他们充分理解，才能真正实现解放。然而，李天佑等少数人则坚信，剿匪需要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只有彻底消灭土匪，才能真正解放人民。

最终，上级对广西的剿匪工作表示不满，特意派遣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前来现场指导工作。莫文骅在回忆录中提到，陶铸及个别领导到广西后，对剿匪的斗争一口否定，给出了一些帽子，比如“宽大无边、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右倾”等指责。此外，这些领导采取了不与省委和军区直接对话的方式，将自己片面的意见直接报告给中央，而并非出于善意帮助省委，反倒是在动员他人揭发省委的负责人。

莫文骅无奈地表示，这些领导的批评并没有为实际工作带来建设性意见。既然上级派人前来指导，理应积极与省委对接，以改进接下来的工作，促进局势的好转，而不是抹杀干部的努力和热情。最终，虽然张云逸名义上担任省委和省军区主要领导，但因病长期休养，剿匪工作则由副司令李天佑与省委副书记何伟共同负责。

经过大半年的剿匪努力，部队终于在一些策略上取得了突破。首先，部队收缴了大量的民间枪支，随后调整了剿匪的政策和战术。到1951年底，广西的剿匪工作基本上宣告结束。这时，作为省委二把手的莫文骅也开始全心投入到省委的工作中。陶铸曾建议他转入地方工作，而他对此深感期待，然而最后却被调往东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他的职位安排，他理应主持省委的工作，但最终的调动是否与先前的剿匪政策有关，值得深思，毕竟他在剿匪问题上的态度与省委主要领导是一致的。此后，省委的工作交由陈漫远负责，新的局面悄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