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秦朝短暂而辉煌的灭亡之后，迎来了强大的西汉王朝。西汉在许多制度方面沿袭了秦朝的做法，但在某些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因此，后人常说：“汉承秦制，有所损益。”对于封建王朝来说，皇帝的陵墓和相应的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西汉的皇陵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秦朝的制式，然而，陵墓的建造也有了新的发展和简化。

西汉立国215年，历经了十二位皇帝的传承，其中大多数帝位由父子相承，只有少数情况如废帝的例外。在这些皇帝中，刘婴是个特别的存在。他在被王莽废除后复位，最后被更始帝所杀，因此未能按照规定得到安葬。西汉的皇帝陵墓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域：一个是在渭水河北岸的咸阳原，另一个则是在长安城东南。咸阳原上共埋葬了九位皇帝，依次从东向西是：景帝的阳陵、高祖的长陵、惠帝的安陵、哀帝的义陵、元帝的渭陵、平帝的康陵、成帝的延陵、昭帝的平陵，以及武帝的茂陵。长安城东南，则葬有文帝和宣帝两位皇帝，文帝的霸陵位于白鹿原，宣帝的杜陵则位于少陵原。

西汉帝陵的分布情况虽然尚未全面发掘，但根据历年的考古调查显示，西汉的这些帝陵，除了文帝的霸陵外，其他的都设有高大的封土。封土这一做法显然受到了秦始皇陵的影响，显示了西汉皇帝对陵墓制度的继承。然而，为什么偏偏汉文帝的霸陵没有设封土，这一问题便显得尤为特殊。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汉文帝的个性以及当时社会的厚葬风气。

汉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母亲薄姬是魏王豹的姬妾。薄姬因其美貌被刘邦收为后宫，然而她在后宫并不受宠。由于刘邦偏爱戚夫人，薄姬并未获得显赫的地位。她的命运却因刘邦去世发生了转折。吕后掌权后，她曾大力削弱刘邦的其他亲族，但薄姬幸运地得以存活，并带着刘恒逃到代地。吕后死后，朝中的老臣发动政变，迎立刘恒为帝，成为汉文帝，完成了命运的逆袭。

文帝在代国时生活艰苦，代地位于汉朝的北部边疆，紧邻匈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刘恒锻炼出了勤政爱民的优良品质。当他继位后，推行仁政，大力实施安民政策，采取减税和宽政的措施，不仅恢复了国力，甚至在有些年份免除了全国的土地租税。在位时，文帝生活极为简朴，几乎没有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宫殿，也没有增添过多的奢华器物。虽说他也有一些私欲，但他总是尽量克制，并常以节约为重。例如，文帝曾有意建设露台，但考虑到需要花费百金，他最终决定放弃。

文帝的节俭和勤政，使得他在规划自己陵墓时，特别注重节省民力。当时的厚葬风气盛行，秦始皇陵的奢华程度影响了许多后来的帝王。因此，文帝决定避免大规模浪费，明确要求：“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帝明确表示，不要修建高大的封土，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尽管如此，文帝并没有完全摒弃秦制，他还是在设计上做了一些保留。他决定利用山体作为象征性的封土，因此省去了利用民力构建人工封土的步骤。由于这一设计的独特性，霸陵的位置一直是考古学者关注的重点。

曾有学者推测，文帝的霸陵可能位于凤凰嘴，陵园紧邻白鹿原的东侧陡坡。然而，2021年12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考古中国”项目新闻发布会，宣布陕西西安的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文帝的霸陵。这个消息无疑为学界带来了震动。

江村大墓位于江村东侧，距离窦皇后陵不远。墓室的长宽各约40米，深约30米，内有三道回廊，并用砖墙包围。墓室内有大量木炭堆积，外墙则设有门，进入之后是第二、第三道回廊。江村大墓曾于2001年遭遇盗墓，约300件文物被盗，盗墓过程中，还涉及到黑色陶俑等珍贵文物。在案件侦破之前，部分学者已注意到江村大墓的规模与形式，与文帝的霸陵非常契合，尤其是它的大型墓室以及外葬坑的数量。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江村大墓的墓葬呈“亚”字形，这种形状通常只有在最高等级的帝王墓葬中出现。经过对外葬坑的深入挖掘，考古学家已经出土了1500多件文物，包括陶俑、铜车马器、铜印等，这一系列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江村大墓的确是文帝的霸陵。

虽然文帝在规划陵墓时，以节俭为名，声称避免奢华，但实际上他仍然在随葬品的选择上采取了许多豪华的物品。因此，尽管他尽力掩盖自己的豪华陵墓，霸陵依然成为盗墓者的目标。幸运的是，由于考古学者的及时发现，霸陵的文物损失并不严重。如今，文帝陵墓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为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源和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