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忽必烈建立元朝，结束了自唐朝灭亡以来300多年的南北对立局面。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年的忽必烈却名声不显——贵由汗去世后的三年帝位纷争中不见其身影，直到36岁时其兄长蒙哥即位后才得任官职。那么，他是何以快速脱颖而出并登上帝位的呢？

答案与他广泛接受中原文化并得到中原士子的支持有着密切联系。而这其中的关键，正是金莲川幕府的兴起——这一堪称草原与农耕文明交汇的“智囊团”。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中间骑黑马、穿白裘的为元世祖忽必烈。（图片来源：书格网）

（一）金莲川幕府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

忽必烈在“得开府，专封拜”之后，驻帐于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金莲川，并加快了“征天下名士而用之”的步伐。

幕府非正式官僚机构，而是一个汇聚各族谋士的智囊团体。如核心成员刘秉忠，长期以僧人身份参与幕府事务，直到1264年才应忽必烈之命还俗并出任官职。

随着忽必烈登基称帝并建立元朝，这一临时性幕府也逐渐被更为正式的机构取代。但它在忽必烈崛起以及元朝建立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其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

金莲川幕府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是蒙古人日益重视文治和中原文化，特别是需要借鉴、吸收中原的治国之道。

▲金莲川幕府成员。（图片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13世纪初的蒙古社会仍处于从部落联盟向国家体制过渡的阶段，其政治组织和治理经验相比中原王朝尚显不足。

窝阔台时期，甚至有大臣提出“汉人没什么作用，不如把他们的地盘清空改作牧地”的荒唐建议。

虽然在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耶律楚材的劝阻下，这个建议未施行，但由于蒙古制度多未健全，加上窝阔台对臣民一味宽厚放纵，导致“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财政收支失衡。

尽管后来执政的蒙哥不喜宽纵，但这还远不足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例如，在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下，北方地区人户锐减，泽州（今山西晋城）户数一度仅及金代最高户数的三十分之一，邢州（今河北邢台）且不及百分之一。

如何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强化治理，成为蒙古统治阶层关切的问题。

▲蒙哥汗像。（资料图）

汉族高僧海云，很早便建议忽必烈 “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并倡导仁善、爱民、用贤等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借鉴吸收沉淀数千年的中原文化并发展出成体系的治理之道，成为蒙古上层的必然选择。

（二）忽必烈的早期准备与探索

忽必烈在潜邸时期就开始探寻治国之道。窝阔台于1241年突然去世之后，蒙古贵族之间围绕汗位出现了明显裂痕。

忽必烈的“思大有为于天下”的相关活动也开始公开化。1242年，27岁的忽必烈开始四处问询“安天下之法”。

在这其中，除了让其儿子随师学习儒学外，忽必烈也特别注重自身对儒学的学习与思考。1244年，忽必烈召金末状元王鹗携孔子画像赴漠北举行释奠礼（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后又多次参与祭礼。忽必烈还邀请王鹗讲解《孝经》《书》《易》和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及古今事物之变。

两人经常谈到深夜，忽必烈感叹： “我虽然现在没能完全照你的建议去做，但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实行这些呢？”

▲忽必烈与王鹗对坐而谈儒学。（AI制图）

1247年，忽必烈询问被召至漠北藩邸的儒士张德辉： “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回答说，就自己亲眼所见的金国，虽然任用过一两个儒臣做宰相，但其他执政大臣都是武将世袭的贵族， 故不能将金朝的灭亡归之为儒者。

忽必烈表示赞同，又问： “农家作劳，何衣食之不赡？”张德辉回答说，这与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有关。虽然史书并没有记载忽必烈的反应，但也足以说明 其关心民生之疾苦。

过了一段时间，忽必烈询问祭孔的意义。张德辉告诉他，历代君主都尊崇孔子，至于祭拜礼节是否隆重更多的是反映君主崇儒重道的程度。忽必烈就说：“今而后，此礼勿废。”

1248年贵由汗去世后，蒙哥在汗位争夺中逐渐占据优势。忽必烈开始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筹划将来。

1250年，刘秉忠向忽必烈进言，建议他效仿周公辅佐其兄周武王的故事来辅佐蒙哥汗治理天下，得到忽必烈的认同。

蒙哥即位之初，忽必烈在刘秉忠和张文谦等人的辅佐下，论奏时务之急，替蒙哥出谋划策。蒙哥大率言听计从，赐允施行。这使得忽必烈更加重视人才的作用，极力扩充金莲川幕府。

（三）幕府的群贤毕至与忽必烈的崛起

在金莲川幕府可考证的60余人中，中原人士占绝大多数。除了广为人知的刘秉忠外，还有姚枢。

1252年，在忽必烈接受蒙哥汗南征大理的任务之后，姚枢给他讲起宋朝的曹彬取南唐时未尝枉杀一人的故事。第二天出兵时，忽必烈就在马上兴奋地向姚枢呼喊： “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忽必烈后来也确实较好地做到了严肃军纪、不枉杀滥杀。这也是忽必烈能够混一南北的重要原因。

姚枢还针对当时蒙古政权存在的弊政，结合中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建议。这些富有远见的建言，后来大多成为忽必烈创建元朝后推行的重要政策。

▲忽必烈与姚枢（左）。（图片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然而，忽必烈倾慕并力行中原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引发了蒙古守旧势力的忌惮和打压。

1257年，在谗言挑拨下，蒙哥汗派遣亲信阿蓝答儿、刘太平等人对忽必烈封地内的财政和属官进行检查和考核，罗列了一百四十二条罪状，扬言要处死绝大部分涉案官员。

危急关头，忽必烈采纳金莲川幕府中原士人的建议，主动放弃兵权和封地，携家眷前往蒙哥军营，并只身入帐觐见。兄弟二人相对流泪，误会得以化解。

▲以退为进的忽必烈。（图片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不久后，因战事不利，蒙哥重新起用赋闲在家的忽必烈。在金莲川幕府的辅佐下，忽必烈继续展现卓越的军政才能，大放异彩。

1259年蒙哥在征讨钓鱼城（今重庆合川）时突然去世，正孤军深入长江南岸的忽必烈一度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局——既要应对鄂州宋军反扑，又面临漠北阿里不哥的夺位威胁。但在金莲川幕府谋士郝经、商挺等人的谋划等因素的助力下，忽必烈实现了绝处逢生，逐渐站住了脚跟。

1260年，在由王鹗起草的即位诏书里，忽必烈坦言立国不久的蒙古人在文治上尚有缺失，但自己做到了 “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还要 “新弘远之规”（制定新的宏伟规划）。

不久，忽必烈突破过去用十二生肖纪年的传统做法， “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采用了寓意“中华开统”的 “中统”年号。

与此同时，忽必烈还陆续设置中书省、劝农司、枢密院等机构，不断完善治理机构，最终击败了因蒙古“幼子守灶”传统（指家族财产和部落基业由幼子继承，年长诸子则外出自立）而占据先天优势的幼弟阿里不哥。

在战胜阿里不哥后，组成金莲川幕府的谋士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刘秉忠等人不仅主持设计元代都城大都、订立朝仪，更直接促成了“大元”国号的诞生。

▲元大都平面布局示意图。（图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1264年，忽必烈发布改元诏书，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并提出 “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1271年，忽必烈正式下诏 建立“大元”国号，宣称取《易经》“乾元”之义，强调要“切体仁之要”（践行仁德之本），在天道的荫庇下使四方安宁。至此，一个融合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全新王朝出现在世人面前。

总言之，在蒙古人快速崛起且急需治国之道的13世纪，忽必烈应时代之变，学习并力行中原文化，招揽四方名士，以金莲川幕府为依托，治理有方，屡建战功，在不到30年的时间实现了出任官职到混一南北的巨大飞跃。这充分说明了顺大一统之势、秉文教之治是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

【作者简介：王奇昌，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系内蒙古财经大学2025年度高质量科研成果培育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华文明的阐发宣传研究”（GZCG2525）、内蒙古自治区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理论阐释研究”（2025-NMWZD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道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