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长安城朱雀大街上万国使节络绎不绝，胡商驼铃彻夜不息。大明宫中，唐玄宗李隆基欣赏着杨贵妃新谱的《霓裳羽衣曲》，梨园弟子舞姿翩跹如天上人间。此刻的大唐，疆域东至安东都护府（今朝鲜），西抵安西都护府（今中亚），南达日南郡（今越南），北控单于都护府（今蒙古），人口逾五千万，创造了古代世界文明的巅峰。

然而，在盛世华章掩盖下，均田制崩坏引发的流民潮正涌向边疆，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掌控的十九万精兵已占帝国边军三分之一。当渔阳鼙鼓撕裂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夜的宁静时，这场将大唐拖入深渊的浩劫，已在盛世肌理中蛰伏多年。

大唐的根基在玄宗朝后期已然腐朽。均田制自高宗朝起渐次瓦解，至开元年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宣公奏议》）。天宝年间，失去土地的流民达三百万之众，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彻底崩溃。为应对吐蕃与契丹的威胁，帝国转向募兵制，并在边境设立十大节度使。这些军事重镇掌控地方财政、行政与人事权，形成“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的割据势力。

安禄山正是此制度的受益者，这位精通六蕃语言的粟特混血将领，通过贿赂御史中丞张通儒、宰相李林甫，在十年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控精兵十八万，占帝国边军40%。他在范阳城北筑雄武城，“贮兵器，畜战马，聚粮草”（《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其军械库中仅弓矢便存五十万具。

朝堂的腐败加速了危机，李林甫为专权“请专用蕃将”，导致安思顺、哥舒翰等蕃将集团崛起。继任者杨国忠与安禄山势同水火，多次奏称“禄山必反”。当杨国忠派人搜查安禄山长安宅邸时，幕僚严庄疾呼：“公若不行大事，必死杨国忠之手！”（《安禄山事迹》）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755年12月16日），范阳城战鼓震天。安禄山以“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大军南下。由于中原承平四十年，“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新唐书·兵志》），叛军如入无人之境。仅三十三日，叛军攻占东都洛阳。次年正月，安禄山于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名将哥舒翰率二十万新募士兵镇守潼关天险。他深知“利在坚守，不利轻出”（《旧唐书·哥舒翰传》），但杨国忠疑其拥兵自重，强令出关决战。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唐军在灵宝西原中伏，溃兵挤满黄河河道，“后军见前军陷，皆溃，河北军望之亦溃”（《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叛军乘势攻破潼关，长安门户洞开。

六月十三日凌晨，玄宗仓皇西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饥疲的禁军发动兵变。右龙武将军陈玄礼率众诛杀杨国忠，继而逼死杨贵妃。太子李亨借机北上灵武，七月十二日即位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十五日后，长安沦陷。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叛将尹子奇率十三万大军围攻江淮门户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迎真源县令张巡入城共守。在兵力不足七千的绝境中，唐军创造性地运用蒿人借箭、凿城泼油等战术，坚守十个月之久。粮尽时，守军“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新唐书·张巡传》），最终城破之日仅存四百人。这场惨烈的保卫战，为唐朝保住江南财赋之地赢得战略转机。

肃宗采纳郭子仪建议，向回纥借兵四千。双方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载九月，郭子仪率十五万联军在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大破叛军，斩首六万级。三日后唐军收复长安，回纥欲行劫掠，广平王李俶（后为代宗）跪求回纥叶护：“今始得西京而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旧唐书·回纥传》），终保都城免遭涂炭。十月十八日，洛阳收复。

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率六十万大军围攻安庆绪于邺城（今河南安阳）。因肃宗不设统帅，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导致指挥混乱。史思明率五万精兵来援时，唐军“大风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此役损失战马七万匹，兵器辎重殆尽。

叛军内部更迭如走马灯：安庆绪杀父安禄山（757年），史思明杀安庆绪（759年），史朝义又杀父史思明（761年）。宝应元年（762年），代宗继位后启用仆固怀恩，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穷途末路的史朝义在温泉栅（今河北卢龙）自缢，历时七年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告平息。

战乱最烈的河南、河北“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全国户籍人口从天宝十四载的891万户锐减至广德二年（764年）的293万户，汴水沿岸“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六）。诗人杜甫在《无家别》中泣诉：“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为尽快平息叛乱，唐朝任命安史旧将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张忠志（赐名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这些河朔藩镇“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新唐书·藩镇传》），开启延续150余年的割据局面。

肃宗设观军容使开宦官监军先例，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掌控神策军。至德宗朝，宦官获得神策军统率权，形成“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旧唐书·宦官传》）的恶性局面。

江南成为帝国新命脉。广德元年（763年）漕运恢复时，“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大历年间（766-779年）浙江西道每年上供绸缎占全国总额的25%，两税法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王维在陷贼期间写下“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菩提寺禁口号》）。韦庄《秦妇吟》记录“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这种集体创伤催生了杜甫“三吏三别”的史诗，也促使韩愈发起古文运动，试图以儒学重建精神秩序。

宝应元年（762年）深秋，流落蜀地的玄宗返回长安。当他途经马嵬驿时，白发老翁捧出珍藏的贵妃锦袜：“此去西行路，犹闻夜雨铃”。太上皇掩面而泣的瞬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安史之乱不仅摧毁了均田制、府兵制、募兵制三重支柱，更导致军事权、财政权、行政权向地方与宦官转移。当河朔三镇在763年竖起割据大旗时，长安大明宫的铜漏依旧精确滴落，但帝国的生命之水已在七年战火中流失殆尽。这场肇因于制度失衡、激化于君臣猜忌、终结于权力妥协的浩劫，最终将中华帝国从开放的“世界主义”推向了内敛的“本土化”轨道，其制度创伤直至北宋建立方得治愈。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 《资治通鉴》（司马光，中华书局点校本）

2. 《旧唐书》《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3. 《安禄山事迹》（姚汝能，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唐代藩镇研究》（张国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

6. 《剑桥中国隋唐史》（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