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美国便开始陷入冷战的思潮。1946年，丘吉尔在其“铁幕演说”中首次提出了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标志着冷战的开始。随后，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推出了“杜鲁门主义”，进一步加深了冷战的氛围，冷战正式宣告开始。然而，冷战的开端虽然有了明确的思想指引，却缺少具体的战略方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化名“X”的乔治·凯南——一位资深的苏联事务专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苏联行为的根源》（即“X报告”），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主张，这一政策迅速获得美国政府的认可，凯南因此被誉为“遏制政策之父”。

凯南的这篇报告，以其深刻的见解和系统的分析，深得美国政府的赞赏。他当时正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尽管在该岗位上并未得到显赫的成就，但这篇长达八千字的报告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美国政府对凯南的认可使他迅速晋升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首任主任，尽管此后他的仕途并不平坦，但“X报告”却始终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核心战略，持续影响着美国对苏政策，直到苏联解体。正因如此，凯南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场血腥的军事冲突，也成为了全球秩序重新洗牌的契机。战争结束后，传统的殖民列强纷纷衰退，而美苏两国趁势崛起，成为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亚洲，出现了独立运动的浪潮。对于苏联的“遏制政策”得以迅速实施，但那么乔治·凯南又如何看待新中国的崛起呢？特别是在1947年之前，凯南对于中国的看法并不十分热衷，他曾公开表示，自己从未对东亚有过特别的兴趣，也未曾踏足过该地区。然而，尽管如此，凯南却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刻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以日本为核心，逐步从中国撤离，同时撤回朝鲜半岛的驻军，东南亚也成为遏制苏联的一部分。凯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他的政策主张与政府的倾向有所不同。凯南提倡的“政治遏制”理念与当时美国政府的“军事遏制”战略存在较大分歧，这也成为他仕途波动的原因之一。凯南认为，美国应当承认新中国，反对越过三八线，反对美日军事化联盟，并主张从韩国撤军。这些建议显然与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然而，凯南依旧促成了朝鲜停战谈判，这一结果的达成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在无奈之下作出了妥协。

凯南并不主张与新中国敌对，也不支持直接与中国发生冲突。那么，凯南为何对中国采取这样的态度呢？他是否真的看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因此选择不敌视中国？答案是否定的。凯南的根本原因，并非基于对中国的高估，而是因为他对中国的潜力完全不看好。

凯南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工业与军事方面相较于日本等国毫无竞争力，因此他并不认为中国会成为一个对东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的强国。事实上，当时美国很多领导人对中国持有轻视态度，曾任驻华大使的马慕瑞甚至公开表示，凭中国的民族性，永远无法实现工业化。即便是在凯南提出遏制政策时，他对中国的看法也十分悲观，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不具备战略重要性的国家。

然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新中国成功研发原子弹以及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凯南对中国的看法依旧没有太大改变。1972年，在美苏争霸日益激烈、美国在全球战略上逐渐落后的背景下，尼克松总统访华，试图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尽管如此，凯南依旧对中国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美国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甚至在1996年，凯南在一次访谈中仍然表示，他看不出与中国建立更密切政府间关系的必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引发了全球关注。然而，凯南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值得成为美国的主要盟友。2001年，凯南对中国的崛起依然持冷淡态度，他甚至质疑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迷恋。他认为，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把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盟友。

凯南对中国的误判，实际上源自于他对中国的低估。在2008年之前，几乎没有其他美国战略家提出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观点。而这也反映了美国历史的局限性——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推崇“自强不息”的国家，美国难以理解中国的真正潜力。因此，凯南等人的战略判断，往往缺乏对中国文化与历史深刻理解的基础。

总之，我们不能高估美国及西方的战略眼光。西方国家往往关注眼前利益，缺乏长期战略眼光，特别是在涉及中国时，因近代历史的影响，他们容易对中国产生误解与轻视。凯南对中国的错误判断，正是西方文化中常见的“局限视野”的体现，也提醒我们，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是制定正确战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