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官职体系是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其中许多“职官”都是创新性的，或者带有特殊的含义。例如，“总裁”一职主要负责科举考试事务；而“丞相”并不像秦汉时期那样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而是一个名义上的中级官员职务。除此之外，太平天国的“掌率”职务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最初这一职位的地位比王爵还要高，所拥有的权力也比王爵要大。理论上，掌率的名额为四人，但实际情况中，只由三人掌握关键职务，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政治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和韦昌辉被处死，这场变故摧毁了太平天国初期建立的职官体系，使得政务系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实行了“军师负责制”，这意味着天王不再拥有实际权力，实际的军政事务由军师负责。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人不仅是“首义五王”，还是军师，而石达开则并不担任军师职务。虽然军师负责制将政务实际交给了诸王处理，但每位王者都必须带有军师头衔才能行使权力。由于杨秀清得到“天父下凡”的神权支持，独揽了大量权力，其东王府的六部权力比北王和翼王更为强大。

在定都南京之前，冯云山和萧朝贵相继阵亡，而杨秀清、韦昌辉也在天京事变后被处死。随之而来的是军师负责制的崩塌，这导致太平天国政权出现了权力真空。在此关键时刻，石达开回到南京辅政，但由于他没有军师头衔，这使得他和两位王爷之间的权力平衡出现了问题，最终，石达开不满这种局面，决定离开南京，去往安庆，号召各地兵马独立行动。

石达开外出后，洪秀全深感焦虑，急忙向他道歉，并废除了“发达”王爵的职务。然而，石达开已经下定决心离开，洪秀全多次求情也未能改变他的决定。为了弥补石达开离开所造成的政务真空，并确保太平天国政务不至于崩溃，洪秀全决定设立“掌率会议”来处理国家大事。

“掌率”这一职务源自唐朝，最初负责管理礼仪、祭祀等事务，地位并不显赫。而在太平天国，掌率一职的职责就是掌管和率领军国事务，类似于隋唐时期的三省制。理论上，掌率设有四个名额，分别是正掌率、又正掌率、副掌率和又副掌率，但实际操作中只有三人担任实权职务，这三人是蒙得恩、陈玉成和李秀成。

蒙得恩、陈玉成和李秀成三人，虽然名为掌率，但他们的地位和实际影响力却各有不同。蒙得恩是洪秀全的亲信，不仅资历深厚，而且曾经救过洪秀全一命，因此深得信任。然而，蒙得恩能力较弱，威望不高，对洪秀全并不构成威胁。事实上，蒙得恩不仅性格贪婪，还专门负责“女馆”事宜，给诸侯王选妃，这使得他的人气和风评较差。因为蒙得恩能力不足、威信不强，所以他被安排在第一位，实际上便于洪秀全对掌率会议的控制。

陈玉成排在第二位，虽说他在名义上比李秀成地位更高，但在实际政务中的影响力却不如李秀成。陈玉成主掌兵权，麾下兵马众多，战斗力强大，他经常外出征战，很少参与朝政。更为重要的是，陈玉成不太关心政务，他识字不多，对于参与政务的兴趣并不浓厚。因此，陈玉成的实际权力并未显现出太大影响。

李秀成则名列第三，但实际上却是掌率的实际领导者。天京事变后，李秀成承担了重要的军事任务，负责京师战场的防卫，并掌握了对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调动。他不仅保证了粮食运输线的畅通，还频繁出现在朝廷之中，成为实际的决策者。李秀成不拘泥于宗教形式，注重实用主义，他的策略和决策，使得太平天国在许多战役中取得了重要胜利。李秀成的军事才能和管理能力，使得他成为了太平天国政务的实际掌舵人。

虽然蒙得恩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威望，但他面对李秀成时，始终保持了妥协的态度，避免与其产生权力冲突。最终，蒙得恩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远远不及李秀成，便主动将“中军主将”职务交给了杨辅清，避免自己在该职务上的矛盾和争议。

在掌率的三年统治下，最大的功绩之一便是摧毁了江北大营，并在三河战役中全歼了湘军的精锐数千人，极大地削弱了曾国藩的力量。在1858年，李秀成以副掌率的身份，向洪秀全上奏了关于战局的分析，并指出天京所面临的困境。为了突破围困并打通粮道，李秀成提出动员外地兵马的建议，洪秀全却因担心政务无人处理而多次拒绝。最终，李秀成在蒙得恩的协助下，成功说服了洪秀全同意派遣兵马外出，解决了外援问题。

李秀成外出后，召集了各地的将领进行商议，最终决定夹击江北大营。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位将领联合进攻，成功击溃了湘军的精锐部队，极大地推动了太平天国的战略目标。三河战役、舒城战役的成功，使得太平天国的局势暂时好转。

然而，这一切并未持续太久。1859年，洪仁玕的到来标志着掌率体制的终结。洪仁玕虽然没有立下过什么战功，却被迅速封为王，并掌握了太平天国的政务。这引发了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不满，他们认为洪仁玕的任命是天王偏私的结果。面对这一局面，陈玉成和李秀成愈加消极应对，直至太平天国的政务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