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金融与财政界有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原籍浙江，堪称一位手腕高超的大银行家。除了在商界的权势，他还因与蒋介石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再加上他在黑白两道的广泛交情，使他成为了江浙财阀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因与蒋介石深度绑定，他的命运也注定走向了被时代遗弃的结局。

1945年秋，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钱新之也终于得以重返久违的上海。此时的上海风云变幻，钱新之一回到这座繁华都市，便迅速成为金融界的焦点人物，地位显赫，备受关注。

作为交通银行的董事长，钱新之在整个中国金融界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在银行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力，而且通过其独特的黑白两道人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说到黑道，他与上海滩上的大佬杜月笙早在抗战之前便有深厚的交情；而在白道上，他与许多政府高官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国民政府的部长，还是驻沪的接收大员，凡事总得给他三分面子。甚至蒋介石本人，见到他时也总是以“永铭兄”亲切问候，礼遇非同一般。

回到上海后，钱新之的工作极为繁忙，一方面他忙于在交通银行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恢复沿江、沿海及内陆各大城市的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上海的各大工商企业，如中国盐业公司、闸北水电公司等纷纷邀请他担任名誉董事长，钱新之的商业圈子更是迅速扩大。

1945年11月，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因涉嫌经济汉奸案件被罢免职务，金城银行的董事会经过讨论后，决定聘请钱新之出任金城银行董事长。

1946年1月，钱新之接到蒋介石的召见，赶赴南京。蒋介石希望他作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此前，蒋介石曾多次暗示他加入国民党，但钱新之却婉拒了这一提议，表示自己作为党外人士，能够更好地为蒋介石效力，显然他对加入国民党并不热衷。

钱新之与蒋介石的关系始于1927年的北伐战争。当时，钱新之作为“北四行”的代表，带着周作民等人筹集的四十万元，秘密赴武汉慰问蒋介石。不幸的是，在南京下关准备搭船时，钱新之的行踪被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得知，孙传芳本打算将他逮捕，但幸得钱的新友、时任孙传芳秘书的阮性言相助，钱新之才得以逃脱，顺利抵达武汉。之后，钱新之与陈光甫一起，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提供了五十万元的军饷。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蒋介石任命钱新之为财政部次长，虽然当时部长古应芬尚未上任，钱新之便代理了部务。

在任期间，钱新之积极为蒋介石筹集军政费用，不仅向上海的银行和钱庄施压，要求捐款，还通过推销“二五库券”等手段筹措资金。对于钱新之来说，1927年的这一场政治赌博，充满了冒险成分。当时，他甚至曾向周作民提出过，如果北伐失败，自己将由“北四行”提供资金送往国外避难。

幸运的是，蒋介石最终稳固了自己的政权，钱新之的这步棋显然走对了。蒋介石对他愈加重视，钱新之也在蒋的支持下发挥自己的才干，为蒋介石奔走效力。

1946年10月，钱新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非法“国民大会”。这次会议遭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激烈反对，钱新之不仅积极参与竞选伪“国大代表”，还多次劝说黄炎培等进步人士加入，但黄炎培等人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

到了1947年春，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导致国民政府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筹措内战经费，政府不得不再次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筹款，钱新之也被任命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起初，他依赖江浙财团的支持，擅自承诺代表上海金融界承销公债四分之一的份额。然而，除了一些大行庄勉强认购外，中小银行则普遍表示强烈反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钱新之采取了许多强硬手段，例如要求银行员工按月薪认购债券、企业贷款必须附带债券等，甚至发动宣传机器进行街头推销。但即便如此，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只售出了公债的六分之一。

1948年，钱新之与杜月笙共同发起成立了复兴航业公司。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舰队进入长江，曾调集大量民船自沉在长江中，而钱新之曾任职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并在其公司下设了一个航运部，后来他将这一部队改组为中兴轮船公司。抗战期间，该公司拥有的九艘船只，要么被征调用于军运，要么被迫凿沉在马当山下。

抗战胜利后，钱新之通过从美国购入十艘旧船恢复了中兴轮船公司，而国民政府也为弥补他在战时的损失，拨给他八万吨的远洋船只。这样，钱新之便凭借这些资源成立了复兴航业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

然而，随着上海解放的临近，钱新之决定再次逃往香港。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董事会在经过整顿后仍保留了他的董事席位，但钱新之对新政府的不信任，使得他注定成为历史的弃儿。

1950年3月，应蒋介石的要求，钱新之和杜月笙将复兴航业公司从香港迁往台湾，并改为官营。1954年，他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前往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在此后定居台北。

1958年6月19日，钱新之因病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