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削桐作琴

编辑|削桐作琴

自明朝中叶以来，中国一直稳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宝座，然而，这一纪录直到2023年才被印度超越。虽然中国依然拥有超过十四亿的人口规模，但近年来新生人口的持续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成为不少人质疑马寅初人口论正确性的原因。

那么，假如当年马寅初没有提出人口控制的观点，也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的中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呢？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正是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下，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之前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缺乏系统的人口统计，面对人口总数的询问，人们往往只能粗略回应“四万万同胞”的概念。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首次全国人口普查，直到1954年11月，国家统计局才公布了正式的统计数据：当时全国人口约为6.02亿。全国人民对这个数字欢欣鼓舞，然而教育和科研界的马寅初却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人口的过快增长并非全然利好，甚至可能带来潜在风险。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乱，正处于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多数人认为“人多力量大”，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发展的优势。但马寅初却坚持认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不仅不会促进发展，反而可能成为经济负担。为此，他深入南方多个城市调研，试图验证自己的判断。

在浙江的农村地区，马寅初发现许多家庭子女众多。通过数据分析，他确认江浙一带人口增长率已达到2%至3%，明显超出了合理增长范围。

1955年，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初步成效。马寅初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建议，遭到普遍质疑和反对。

尽管如此，马寅初坚信自己判断正确，于1957年6月在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人口论》。该论述强调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隐患，呼吁全国推行节制生育，并期待国家出台相应政策，以避免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风险。

最初，马寅初希望人们能够自觉实行晚婚晚育、采取避孕措施来减缓人口增长速度，但他很快意识到单靠自律难以奏效，因此寄望于国家层面的政策干预。

在他的观念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关键不在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人口素质的提升。

《新人口论》提出后，中央政府开始关注人口过快增长的潜在负面影响，并逐步形成了对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共识。

不过，这样的共识在社会层面推广却极为艰难，再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政策的推行多次被迫搁置。

1962年至1973年间，人口激增了3.2亿，庞大的基数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压力，社会资源大量用于儿童养育和教育，负担愈发沉重。

1970年，周恩来总理首次在会议上提出“计划生育”理念，此后多年，国家反复讨论适宜的生育数量。

1978年，计划生育被正式写入宪法，1979年提出“一个孩子好”的政策，社会上随处可见“只生一个好”的宣传标语。

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国策后，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普及。

就这样，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四十多年，直到2022年，新中国首次迎来了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此时，不禁有人提出疑问：如果当年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首先面对的是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粮食问题尤为突出。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人口每年以两千万的速度增长，无疑给国家粮食储备带来极大压力。

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无法跟上人口的膨胀速度，国家难以实现富强，人民的生活也难以得到保障，社会发展陷入困境。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就业压力激增。人口众多而经济不发达，必然导致大量无业人员聚集，增加社会治理难度。

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有效提升人口质量变得异常困难，这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形成了制约。

此外，环境、医疗、交通等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如果国家将主要精力耗费在人口管理上，发展势头将大受影响。

对于女性来说，频繁生育不仅带来身体上的负担，还可能影响心理健康。

在缺乏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很多女性会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早婚早育，这并非符合所有女性个人价值和选择。

那么，我们该如何客观看待计划生育呢？

结合当时国情，计划生育政策难以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国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的最佳选择。

如今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正是因为国情允许并鼓励生育，证明多年来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人口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现代年轻人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尽管面临生活压力和高成本，每个人仍在不断向前看。

虽然难以恢复过去那样的高出生率，但人口素质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生活压力大、育儿成本高、怀孕妇女职场歧视等问题，确实存在且需要解决。

不过，国家的政策导向始终是积极的，致力于帮助我们应对社会普遍遇到的挑战。

那些担忧养育成本的家长们，也正是出于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条件，这份心情值得理解。

因此，已经发生的事情无需过多纠结，我们应顺应国家政策，引领自己的生活，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共同为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