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4日，在杜聿明的指挥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第13军和第52军发动了对山海关的进攻，揭开了争夺东北控制权的序幕，打响了这场重要战役的第一枪。杜聿明一边率军出关作战，一边频频向蒋介石发出电报，急切请求增派援军支持。到了1946年夏天，不包括地方的保安武装，杜聿明实际上掌控着七个整编军队，这些军分别是新一军、新六军、13军、52军、60军、71军和93军。

这七个军的战斗力均属上乘，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被誉为蒋军“五大主力”中的精锐。13军是汤恩伯指挥的老部队，52军由关麟征率领，71军由宋希濂统领，这三位将军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且这三支部队均装备有美制武器。60军和93军则属于滇军的主力部队，虽然称不上正规精锐，但由于长期在云南得到较好的训练与装备支持，配备了部分美制装备，同时在接受越南日军投降时，也得到了大量的日军武器，使其火力相当强大。

国民党军队内部差异显著，同样名为一个军的编制人数可有巨大区别，有的军仅一万余人，有的却超过二万人，超过三万人的军队则算得上真正的主力。杜聿明所率的这七个军，每个军的人数均超过三万，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更是达到了三万五千人以上。七军合计总兵力超过23万人，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战斗力强劲的军事集团，这是杜聿明在其军旅生涯中首次指挥如此庞大的兵力。

从军衔角度看，杜聿明只是中将军衔；在军职上，他在赴东北前担任昆明防守总司令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由于杜聿明当时尚未担任战区副长官级别，如何能够在东北指挥这七个蒋军的精锐部队，成为一个不小的疑问。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军衔非常有限，是定额制的，满员后只有通过退役才能空出名额。为此出现了“中将加上将衔”的特殊待遇，例如蒋介石为了让胡宗南顺利从战区副长官或代长官升为长官，给予了他这样的名义上的加官，这在当时的黄埔一期将领中是极其罕见的。

而杜聿明没有获得“中将加上将衔”的待遇，因此按理说无法担任战区一级的最高长官职务。抗战胜利后，战区机构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行营、绥靖公署及绥靖区等新型军政机构。行营长官通常由国民党资深元老如李宗仁、程潜、张治中担任；绥靖公署主任多为二级上将，比如郑州绥靖公署由刘峙担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是薛岳，西安绥靖公署由胡宗南领导，虽然胡宗南名气大，但他的军衔依旧是中将加上将衔的等级。绥靖区长官则多由原集团军总司令担任，职位分配相当紧张，甚至有集团军总司令沦为绥靖区副长官，显示军政岗位的稀缺。

凭杜聿明的军衔和军职背景，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若派他去东北，最多只能安排他做绥靖区长官。但蒋介石想让杜聿明能够名正言顺地统领东北所有蒋军，因此特别设立了“东北行辕”这一最高军政机构，由熊式辉担任行辕主任。熊式辉是蒋介石的亲信，从1937年9月起就拥有“中将加上将衔”，能佩戴三颗星章。虽然熊式辉直到1947年才正式获得二级上将军衔，但这已经很不容易，抗战胜利到大陆失守间国民党晋升上将极为罕见。比如曾指挥40万大军的胡宗南，甚至是在逃往台湾之后才被授予二级上将军衔；被蒋介石忌惮的汤恩伯则是在死后才追授此衔。

熊式辉虽然不以战功著称，但他的“优点”是非常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意，极受蒋的赏识。蒋介石在设立东北行辕时，还特别设立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名义上隶属于行辕，但蒋明确规定，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权力地位高于各绥靖区。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后，熊式辉便意识到蒋介石的用意：军事指挥权实质上落在杜聿明手中。熊式辉心知肚明，自抵达东北后便基本不干涉杜聿明的军事行动。

凭借蒋介石为杜聿明专门设立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加上熊式辉的识趣，杜聿明实则成为东北蒋军的军事实际最高负责人。两人身体状况都不佳，杜聿明患有脊椎炎，走路时常不稳；熊式辉曾因事故腿部受伤，行动同样摇摇晃晃，因此东北国民党军政人员戏称他们为“东北二瘸”。熊式辉在行辕主任任内过得轻松，军事行动由杜聿明操刀，战绩好归功于自己，失利则怪罪于杜聿明，堪称“无风险”的高官。

时任东北保安司令副长官的郑洞国对熊式辉的无所作为极为不满，怒斥其任由属下大肆贪腐敛财。郑洞国回忆说，初期进军东北时，许多国民党官员是冲着肥缺和发财来的，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更多官员涌入，疯狂攫取财富，熊式辉对此听之任之。

1947年7月，有传言称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因战绩不佳，计划亲赴东北兼任行辕主任，以指挥几场漂亮的战役挽回声望。熊式辉清楚，自己虽然是蒋的亲信，但与陈诚相比实力悬殊，怕被替代，不如主动请辞以示体面。于是他先后多次致信南京请求辞职，蒋介石都未批准。经过六封辞职信仍未获批，熊式辉方才放心，认定陈诚赴东北只是谣言，无需过度担忧。

此时，杜聿明因身体愈发恶化，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疗。临别时，熊式辉还叮嘱他身体恢复后要尽快回东北，军事大权仍需由他主持。杜聿明离开后不久，陈诚突然飞抵沈阳，召集军政高层召开会议。作为陆军一级上将兼参谋总长，陈诚巡视军务主持会议实属正常，熊式辉起初并未多想。

然而，当陈诚亲赴新六军为军长廖耀湘授勋时，熊式辉的警觉心被激起。众所周知，新六军在东北蒋军中最受熊式辉和杜聿明重视，陈诚当面表示计划组建一个机动重装兵团，由廖耀湘担任司令，这明显是要架空熊式辉和杜聿明的指挥权。熊式辉再次向蒋介石递交辞职信，但蒋在回信中坚决保证不会更换东北人事，这让熊式辉稍感安心，随即向上海的杜聿明发去电报，安抚其不要担心变化。

然而，8月1日，熊式辉毫无准备地接到南京人事通知：陈诚正式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被调往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任委员。消息令熊式辉震惊不已，他不仅失去了行辕主任职务，而且新职位形同虚设。熊式辉气愤地赶赴上海，向杜聿明倾诉：“我一直认为蒋是个阴谋家，但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对待我。以后谁还愿意为他卖命？我本来有所防备，却还是中了他的计，唉！”尽管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熊式辉内心的失望和愤怒难以言表。

不久后，熊式辉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却遭遇一顿严厉斥责，蒋称接到大量举报称其在东北贪腐无为。令人吃惊的是，仅十多天前蒋还安慰熊式辉，让其安心留守东北，前后态度反复无常，令人咋舌。这次免职令熊式辉彻底失望。1948年蒋介石给他安排军官总队总队长一职时，他坚决拒绝就任。1949年，熊式辉远赴香港隐居，直到1954年在张群等国民党元老的劝说下，蒋介石邀请他赴台定居。熊式辉虽顺从前往，但因心存怨气，不愿居住在台北，最终选择了台中。熊晚年曾坦言，若手头宽裕，他根本不会去台湾“受那对蒋家父子的气”。

陈诚人事命令正式下达后，意气风发地带着亲信来到沈阳。他强势的性格注定不能容忍杜聿明继续独揽军事大权。不到数日，陈诚便宣布撤销为杜聿明特别设立的东北保安司令部。这一举措必得蒋介石批准，可见蒋对东北局势的掌控欲。

此时，杜聿明正养病于上海，虽身体逐渐恢复，但所任职机构已不存在，南京方面也未安排他新的职务，令他处境尴尬，身陷无所归属之境。杜聿明去上海后，东北蒋军由保安司令副长官郑洞国临时指挥。陈诚到达后，撤销了保安司令部，授予郑洞国“东北行辕副主任”头衔，却未赋予实权，郑沦为名义副职。与此同时，“土木系”的二号人物罗卓英随陈诚抵东北，以行辕副主任身份担任陈诚副手，强化陈诚的军政权威。

短时间内，熊式辉和杜聿明相继失势沦为无职闲人。此次权力变动，国民党大多数高层事前毫无预警，除蒋介石与陈诚外无人知晓。消息一出，引发哗然。大多数人对陈诚进驻东北，持看热闹态度。

从杜聿明率领二十余万兵力抢占东北，到在上海无故失职，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他能以中将军衔统领复杂的人事和军队关系，关键在于蒋介石特设的东北保安司令部以及熊式辉不干涉其军事指挥。陈诚清楚这一点，先逐出熊式辉，再撤销保安司令部，连副主任头衔也不给杜聿明，迅速掌控东北军政大权。

陈诚进东北后，蒋介石似乎彻底遗忘了杜聿明，未闻问一声。直至一年后，杜聿明才重新被启用，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辽沈战役爆发后，他又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派去救火。前后一年时间内，蒋介石对杜聿明态度大转，亲自派蒋经国前往上海为杜聿明的母亲操办寿宴，显示关怀备至。一年前被罢官的杜聿明，不知心中百感交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参考资料：《杜聿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