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这其中大多缘由与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息息相关。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推行变法而遭贬谪，甚至被支持变法的新党人士记恨，这直接引发了后来著名的乌台诗案，使苏轼遭遇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

然而，古人讲究“对事不对人”，即便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矛盾十分深刻，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关系却仍然可称得上不错，甚至可以视为知己好友。

乌台诗案爆发后，当时已被罢相的王安石，仍然为苏轼出面上书宋神宗力求宽大处理，最终苏轼免于死罪，仅被贬到黄州任职。

其后，王安石还特地出了一副谜题给苏轼，这副谜题是一幅对联的上联，王安石让苏轼好好琢磨下联如何对答。可这幅对联不仅让苏轼困惑终生，甚至在他去世后千年间，也无人能给出最妥帖的答案。

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确实难以割舍。人们常说“文人相轻”，但苏轼和王安石间的争执，以及朝堂上那些文坛大家之间的纷争，实质并非文采上的相互不认同，而是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立场对立。

宋神宗时期，熙宁变法使朝中大臣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以王安石为首，推行变法以图富国强兵的新党；另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认为其劳民伤财的旧党；还有一派则是像苏轼这样不站边的中间派。

变法前，王安石与司马光曾是挚友，两人皆盼望大宋国力强盛。然而，王安石激进、司马光保守，随着王安石被宋神宗重用并开始推动变法，二人友谊渐渐破裂。一封《答司马谏议书》成了二人决裂的分水岭。

苏轼第一次被贬谪，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他详细指出变法中存在的弊端并奏请宋神宗，因而被刚推行变法、急于肃清异己的王安石记恨，苏轼在朝中遭排挤，最终只得主动前往地方避风头。

不过，苏轼反对的并非变法本身，而是其中不合理的条款。他对其他方面并无大异议，但对王安石欲改革科举制度尤为反感。对他而言，科举乃朝廷根基，别的制度可改，科举却不能轻易动摇。

在王安石看来，苏轼这番意见实质上是与旧党站在一边，因而对苏轼心生嫌隙，逐渐将其排挤出朝。

但即便王安石奏请宋神宗罢黜苏轼，他在奏章中仍不吝肯定苏轼才华：“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可见王安石刚正不阿，只是就事论事，从未贬低苏轼的才学。

就这样，苏轼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被贬谪的漫长旅程。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苏轼辗转各地任职。期间他深入民间，渐渐看到了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积极影响，内心也开始逐步认可变法的部分成果，并反思自己早年的保守立场。

而此时的王安石却境遇不佳。随着变法深入，反对声浪越来越大，不仅来自朝臣，还有皇家宗室。在高太后的坚决反对及大臣不赞同之下，宋神宗也开始动摇。

新党内部亦出现分歧，王安石遭到部下陷害，且爱子病逝，心灰意冷之下选择退休，隐居江宁。

这一阶段，王安石和苏轼的政治分歧已不存在，去除政治因素，两人只剩下对彼此才学的欣赏，关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

不久后，苏轼遭遇人生最大挫折——乌台诗案。这一年，他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照例上奏述职，却被新党权臣借机断章取义，从其奏章和诗文中摘取语句，构陷其傲慢不敬，最终锒铛入狱，等待发落。

当时隐居江宁的王安石听闻此事，感到荒谬异常。虽然已退隐，朝中仍有他的势力，宋神宗对他仍甚重视。王安石便为苏轼上书求情，经过反复斟酌，苏轼死罪得以免除。

但虽免死罪，活罪难逃。经此一劫，苏轼被贬至黄州，任职地位低微的团练使，开启了他第二次的贬谪生涯。

在黄州做了五年团练使后，苏轼得以升迁，前往汝州任职。途中，他特意绕道江宁，拜访许久未见的王安石。

王安石隐居江宁，生活宁静，少有打扰，远离朝堂纷争，每日诵经念佛，过着清净而略显孤寂的生活。苏轼此次拜访，让王安石欣喜异常，两人放下往昔恩怨，只享受重逢的温馨时光。

这段日子里，二人游山玩水，一个不似耄耋老人，一个不像失意官员，仅是两个风雅文人雅士的相聚。

王安石甚至为苏轼的退休生活设想未来。在《北山》一诗中，他细腻描绘了北山的美景，隐隐邀请苏轼退休后到金陵与自己为邻。苏轼则作《次荆公韵》回赠，表达深情与感动。

这次短暂的重逢仅维持一个月，苏轼任期将尽，不得不离别。临别之际，王安石给了苏轼一个谜题——一副对联的上联。

告别前夜，王安石叹息着写下：“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叮嘱苏轼：“子瞻，你来对下联。”

苏轼左思右想，知这是王安石对自己未来为官生活的劝诫。他尝试了多个下联，但都觉得不尽如人意，无法真正回应其中深意。

见苏轼苦思，王安石并未催促，只笑言：“这下联你慢慢想，不急。只是你以后为官，不要再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

次日，苏轼带着这副上联告别王安石，前往汝州履新。但这一对联的下联，苏轼终其一生都未能对出最满意的答案。

时过境迁，旧党重新掌控朝政，废除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苏轼虽然清楚新法存在弊端，但也认可其为大宋带来的益处，因而上书反对旧党一刀切的废除做法。

此举又招致旧党忌恨，苏轼第三次被贬，这次再未能回到朝廷，甚至被流放至偏远的海南岛。

临终前，苏轼再次忆起已故的王安石与那个谜题，虽仍未能解答，但他明白，解与不解已无关紧要。王安石曾劝他为官应圆滑些，而苏轼则如其师般坚持刚正不阿。

即便正直带来了晚年的困顿，苏轼从未后悔，甚至在海南岛也乐观自得，忠心为民。那副对联，便这样在岁月中流传千年，无人能给出最完美的下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