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在坊间流传甚广:在功德林被改造的原国民党军政高级人员中,汤尧因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一职,因此在军衔上是最高的。这个说法最初出自军统高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后来被不少人引用,但只要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此论断并不成立。
汤尧,安徽合肥人,生于1897年。青年时期他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兵器教官及辎重班学生队队长。离开军校后,他历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教训处副处长、第32集团军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司令部参谋长、昆明补给区司令等职务。从履历上看,汤尧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参谋和后勤工作,几乎无直接指挥前线部队的经历。
1949年12月,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发动起义,蒋介石紧急命令驻云南的第八军与第二十六军反扑。但军长李弥和余程万被卢汉扣押,蒋介石任命新军长后仍心存疑虑,遂派顾祝同赴云南掌控军事。顾祝同挂名国民党军参谋总长、西南军政长官、陆军总司令,实际上无暇亲自指挥云南战事,加之对局势已无信心,担忧出征即遭俘虏。于是,顾祝同建议将云南国民党军编为第八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兼任司令官,蒋介石当即批准,并大笔一挥提升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
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后,汤尧曾与白崇禧交谈,白崇禧坦言:“老蒋的兵权历来只给自己人,要不是形势所迫,你怎么可能有机会?”白崇禧一语道破汤尧的尴尬境地。尽管如此,汤尧多年不得志,如今得以担任要职,依然积极投入工作,只是终究徒劳无功。
1950年1月24日,汤尧在逃亡途中被我军俘虏,随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正因他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这才衍生出“功德林被俘将领中军职最高者为汤尧”的说法。
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三位中将无疑是重量级人物。对比汤尧,这三人身份显然更高。杜聿明被俘前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徐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就军衔等级而言,杜聿明的“剿总”副总司令与汤尧的陆军副总司令看似平级,但实质含金量远超汤尧。
国民党设有东北、华北、徐州、华中四大“剿总”,其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皆为高级将领。徐州“剿总”总司令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更是一级上将。随着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取消“剿总”体制,改设西北、华中、西南、华南、东南五大军政长官部,这些机构职能相当,且多数由国民党一级或二级陆军上将担任。唯独张群作为文官担任西南军政长官例外,但其曾任行政院长,级别无碍。
再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职务,粤军元老余汉谋、张发奎均曾任此职,但两人均认为此职权力有限,不尽满意。关麟征亦短暂担任该职,作为中将,他的任职证明“剿总”总司令和军政长官地位更重,不可能让中将轻易担任。
汤尧被俘前兼任第八兵团司令,兵团辖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两军,然而临近被俘时,部分官兵已撤往台湾,实控兵力仅约一万余人。相比之下,杜聿明不仅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还兼徐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前进指挥所统辖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权力甚至超过徐州总司令刘峙。
蒋军将领回忆录中,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将领多称杜聿明为“杜主任”,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亦如此称呼,杜聿明本人亦偏好“主任”称谓,显示其职权地位。副总司令虽多,但杜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指挥三个兵团,权力远大于仅指挥单兵团的副总司令们。
宋希濂情况亦类似,曾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和华中军政副长官,临近解放大西南前,蒋介石主要依赖宋希濂和胡宗南两大军事集团。宋控制的陈克非兵团和钟彬兵团虽逊色于杜聿明指挥的兵团,但仍是国民党残存主力。宋希濂早年即为重要将领,抗战期间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彼时汤尧仍是32集团军参谋长。若论身份分量,宋远胜汤尧。
王耀武被俘时身份丰富,兼任山东省主席、山东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保安司令等职,且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地位远胜汤尧。有观点仅以其军职“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评判,认为不及汤尧,这显然片面。其山东统一指挥部主任身份使其名义上指挥全山东绥靖区军队,虽实际服从情况存疑,但不容忽视其影响力。再加保安司令职务,使其军职地位相当于“剿总”副总司令或陆军副总司令。
比较汤尧与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后,有人仍坚持认为汤尧军职最高,理由是陆军总司令部为国民党军中央枢纽,“剿总”及军政长官部属地方机构,含金量不足。对此,范汉杰的例子足以终结争论。范汉杰被俘时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职务与杜、宋相当。此前他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并兼山东第一兵团司令官及热河省主席。1948年8月,因蒋介石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军事意见不合,为削弱卫权力,将锦州及山海关周边军队划入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负责指挥。蒋派范汉杰赴锦州,可见其地位重要,证明“剿总”副总司令不逊于陆军副总司令。
连范汉杰都不敢称自己为功德林军职最高者,汤尧仅短暂担任两个月陆军副总司令,又怎能称功德林中军职最高呢?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