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清朝末代皇后，注定与悲剧结缘。她在1922年12月1日，年仅16岁时，步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从她踏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便开启了一个充满压抑与无奈的篇章。从这一组私人相册中，我们可以看到婉容那一双逐渐迷茫且带有绝望的眼神，仿佛是在暗示她未来的悲惨命运。

婉容，满洲正白旗（达斡尔族）郭布罗家族出身，名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号植莲，1916年出生于北京。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曾任清朝宣统年间的蒙古副都统及宫廷内务大臣，是一位相当开明的父亲。荣源深信男女平等，并且推崇女性教育，认为女孩理应接受同等的文化培养。因此，婉容从小便享受了中西合璧的教育，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连英语都能流利说。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出众相貌和不凡才艺，使得许多满清遗老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她。

1922年，溥仪已经成年。尽管清朝已宣告灭亡，仍有满清遗老按照古礼为溥仪挑选皇后，最终婉容成为了那个幸运儿。溥仪随即下达了“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郭布罗·婉容，乃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之女。毓质名门，生来华贵，温婉淑德，娴雅端庄。兹仰尊慈谕，以金册金宝，立尔为皇后，为天下之母仪。钦此！”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婉容当时心中的感受，但她的命运似乎早已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1922年12月1日，婉容穿上华丽的皇后服饰，乘坐着八抬大轿从紫禁城神武门进入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大婚典礼，正式成为了末代皇后。

在婉容入宫的前一天，另一位女子文绣也进入了宫中，成为溥仪的淑妃。然而，两人都未曾在大婚当晚与溥仪同房。这一点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得到了证实。他写道：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到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房子没有什么陈设，炕就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部涂成了红色。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打开门回来了。”

可见，尽管婚礼仪式华丽而盛大，然而溥仪与婉容的关系却从未真正走向亲密。

事实上，在婉容和溥仪大婚后的最初几年里，二人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然而，到了1924年11月，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带着婉容、文绣以及一些满清遗老、太监等人逃往天津，先后在张园、静园居住。但随着溥仪与文绣的离婚，他与婉容的关系逐渐恶化。溥仪将文绣离婚的责任归咎于婉容，这令他感到无比羞辱。在天津的七年里，溥仪依然沉迷于复辟大清的梦想，对婉容冷漠无视。

与此相对，婉容则开始有了更为自由的生活，她改变了过去的打扮，烫了时尚的发型，穿上了最流行的旗袍，频繁出入天津的高档社交场所，成为了天津租界里最耀眼的女性之一。也正是在天津期间，婉容染上了鸦片，成为了她后半生痛苦命运的关键。鸦片的毒害成了她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最终也让她走向了早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逃往长春，不久后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与此同时，婉容被关东军诱骗，来到长春。一到长春，她便彻底失去了自由，成为了关东军的秘密监视对象，而溥仪也对她不闻不问，冷眼旁观。更为残忍的是，溥仪曾亲手将婉容与侍卫的私生子扔进锅炉，这一事件让婉容的精神彻底崩溃。她开始疯狂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日渐消沉。溥仪还断绝了她与外界一切的联系，完全将她孤立于长春的宫中。

随着长年的鸦片成瘾与营养不良的折磨，婉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急剧恶化。到伪满洲国末年，她的双腿已无法行走，眼睛几乎失明。为了遮掩自己失去光彩的模样，她常常用折扇遮住脸，只能从扇子的缝隙中窥视外界。曾经如花似玉的婉容，早已沦为一个生活在毒品和病痛中的瘾君子。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一行计划逃往日本，但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并被押送到苏联。婉容因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被留下来，关押在吉林通化大栗子沟的日本人经营的铁矿公司。后来，婉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并转移至延吉监狱。尽管在监狱里，她享受了一些优待，住在条件相对较好的牢房，但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生命垂危。最终，婉容于1946年6月末在延吉监狱病逝，享年仅40岁。她的葬礼极为简单，尸体被随意埋在监狱附近的山坡上的臭水沟中，墓地的具体位置至今仍是谜。

婉容的一生，从宫廷的荣耀到流亡的凄凉，充满了无数无法选择的命运转折。她从一个美丽而才华出众的少女，最终堕落为一名瘾君子和被遗弃的女人。她的故事，深刻反映了清朝末年宫廷内外的政治黑暗与个体命运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