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年，邓艾率兵逼近成都，后主刘禅最终投降，蜀汉政权自此覆灭。次年，蜀汉的高层领导纷纷被迁往洛阳，其中也包括蜀汉最后一任丞相的继任者——樊建。值得注意的是，自诸葛亮去世后，丞相这一职务便不再设立，而“尚书令”的职位在事实上拥有与丞相相当的权力。那么，作为蜀汉最后一位“尚书令”的樊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又经历了哪些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蜀汉重臣

樊建，字长元，来自荆州义阳，乃是魏延、董厥等人的同乡，属于荆州集团的重要人物。在诸葛亮担任丞相期间，樊建在丞相府任职，最初是掾史，随后升任典军书记，并参与了蜀汉北伐的战略部署和实施。也就是说，在诸葛亮治下，樊建一直扮演着丞相府“幕僚”的角色。公元251年，樊建以校尉的身份受命出使东吴，然而由于孙权正因重病卧床，他未能见到孙权本人。最终，诸葛恪代替孙权接待了樊建。事后，孙权问诸葛恪：“樊建与宗预相比如何？”诸葛恪回答道：“建才识稍逊宗预，但为人雅量远胜。”回到蜀汉后，樊建的官职逐步升迁，先后担任了侍中、尚书令等职务。然而，蜀汉政权此时已是风雨飘摇，黄皓的专权已让政局变得极为腐化，虽然樊建有较高职权，但面对这种局面他也感到力不从心，只能采取“独善其身”的策略，决心与黄皓保持距离，不与之往来。

二、西晋近臣

公元264年，随着蜀汉的灭亡，樊建与其他蜀汉旧臣一起被迁往洛阳。在洛阳的招待宴会上，司马昭特地安排演奏了蜀地的乐舞，席间，樊建等人皆因思乡而感到无比悲伤，唯独刘禅神情自若，谈笑风生，流露出一种“乐不思蜀”的情态，留下了这一历史典故。宴后，司马昭对这些旧臣进行了封赏，樊建被封为列侯，同时还被任命为相国参军，成为司马昭的重要顾问。在同一年秋天，樊建还兼任了散骑常侍这一职务，进一步加深了他在晋朝政权中的影响力。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发动政变，篡夺了魏国的帝位，建立了西晋政权。作为司马昭的旧部，樊建在西晋继续担任要职，成为司马炎的给事中。虽然给事中职级较低，但他仍是皇帝的亲信顾问，负责参与讨论政事，并且能够直接为皇帝提供重要的政治建议。因此，樊建依旧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三、平反冤案

在蜀汉灭亡的第二年，西蜀境内发生了著名的“钟会之乱”。这一过程中，邓艾被误认为参与叛乱而遭处死，其家族也被流放。然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冤屈，邓艾并未谋反，直到许久以后，才有人敢站出来为其鸣冤。一次，晋武帝司马炎询问樊建关于诸葛亮治国之道，樊建便答道：“闻过必改，不矜过错，赏罚分明，足以感动神明。”司马炎听后颇为赞同，称：“好极了！若是能得此人辅佐我，岂不省力？”樊建随即跪下说道：“臣听闻，天下之论皆认为邓艾是冤屈之人，陛下知情却未曾处理，此岂不是冯唐所言‘虽得颇牧而不能用’的情形？”司马炎听后大笑，回应道：“正是如此，我早已有意为之，卿的话让我想起了。”随即，司马炎下诏为邓艾昭雪，正式为其平反。

这件事不仅彰显了樊建的智慧，也显示出他在西晋政权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此事，樊建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与智慧，并且为一个冤屈的将军恢复了清白。

总结

樊建，这位蜀汉的最后一任尚书令，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抹亮丽的身影。尽管他身处蜀汉灭亡后的风雨飘摇之中，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定的品格，在西晋政权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不仅在晋朝的政治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在关乎邓艾冤屈的事件中站了出来，为历史伸张正义。樊建的一生，既是蜀汉风云的见证，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如何在风云变幻中坚持自身立场、展现智慧的生动写照。

参考资料：

1. 《三国志》

2.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