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康乾盛世的美誉在许多专家的推崇下愈加响亮，甚至一些电视剧也对满清的统治者进行了高度的美化，展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时代。在许多清宫剧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庶民百姓，男女都衣着华丽，风貌俊朗。然而，真实的清朝社会景象远远不同于这些描绘。

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说过一个故事，关于乾隆时期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伯爵来到中国后，目睹了中国贫民的悲惨生活。这些贫困的中国人甚至吃着英国人丢弃在海里的死鸡，争相捡拾海滩上的残羹剩饭。这些外国人所描述的场景，揭示了乾隆盛世的虚假外表，打破了人们对“康乾盛世”的美好幻想，让更多人了解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与艰难。然而，这仅仅是清朝社会底层贫民苦难的冰山一角，实际上，许多无处可依的民众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悲惨。

天地会的兴起，与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与无助有着直接的关系。乾隆二十六年，福建云霄县的一名和尚郑开创立了天地会，最初这只是一个局部的地方性组织，但很快便蔓延至南方各省。与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不同，天地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目标明确的反清复明组织，里面的成员也大多并非身怀绝技的武林人士。实际上，大多数天地会成员是贫困的农民、流浪汉、城镇中的游民、散兵游勇等，他们因为生活困顿、失去生计、甚至为了自保而加入了这个组织。

当时，清朝的土地资源已经相当紧张，人口大量增长，贫困者层出不穷。许多人失去土地，面临饥饿，甚至婚姻无望。大量的游民在街头巷尾、市场水陆码头流浪，生活日益困窘。特别是那些破产的小生产者，他们成为了无根的“自由”劳动者，四处为地主富农工作，过着微薄、甚至贫困的生活。而一些没有工作机会的农民，只能四处漂泊，成为江湖中的无业游民。也有部分人投身寺庙求生，或者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靠行窃、抢劫为生。

与此同时，商品流通的日益加强也催生了大量的小商贩，他们肩挑背扛、摆摊叫卖，或者开设小店铺谋生。水陆交通发达地区，许多搬运工、纤夫、水手等为生计所迫，辛勤劳作。整体而言，社会阶级分化严重，贫苦劳动者日益增多。他们在生存的压力下，往往四处流动，为了生计而不断奔波。而生活在这种艰难环境中的人们，意识到仅靠自己微弱的力量无法生存下去，只有通过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集体，才能在社会中获得一线生存机会。而传统的结盟、拜会方式，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个最有效的纽带。

这些人最终成为了天地会的主要成员。而一些较小的地主也因为害怕天地会的强大势力，担心自己的财产被抢掠，往往被迫加入其中。

不同于电视剧或小说中的天地会，现实中的天地会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领导或舵主。任何加入天地会的人，只要手持会簿，就可以四处传教、扩展势力，建立新的分支，其主要目的往往是聚财，而不是推翻清朝政权。

例如，在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一名叫严烟的天地会成员被捕，他向官府交代了加入天地会的原因：“最初入会是为了能够得到婚丧嫁娶时的资助，也可以在打架时得到支持，遇到抢劫时还能互相照应，还能通过传教得到酬谢。”

又比如，1831年，贵州破获了马绍汤组建三合会（天地会的别名）的案件，马绍汤供述称，他在广西遇到了一名广东船户吴老二，吴老二给了他一本天地会的会簿，其中记录了许多防匪的问答和手势。马绍汤随后支付了二钱银子和七百文铜钱，抄写了这些文字，并参与了会中的拜会活动。这些会中不仅有“教义”，还带有某种诗句，用以增强成员的凝聚力。

尽管天地会成员在传统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常被描绘为激烈的反抗者，实际上，许多普通会众的动机并非反清复明，而是希望通过加入这个组织获得他人的帮助，或者在危险时能得到保护。天地会中的成员也并不总是有固定的领导结构，往往互不相识。

清廷对这种秘密结会的打压相当严格，早在顺治年间，清政府便已下令禁止歃血结盟，规定一经查获，参与者必定处以死刑。天地会的活动若被查出，成员大多会被严惩，处决更是常态。

那些底层民众为了生存，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天地会，这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许多人为了求得温饱、保全性命，不得不选择加入这样的组织。而因为缺乏统一领导和明确目标，天地会内部分散，导致起义时缺乏有效的组织性，常常像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持续的力量。一旦起义失败，便会立刻溃散，各自逃命，最终遭到清朝政府的逐一剿杀。这一现象在多个起义中都有表现，如天地会参与的太平天国起义、大成国起义、大洪国起义等，都表现出相似的脆弱性。

资料来源：《秘密社会的秘密：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贺喜、科大卫著；秦宝琦《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