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微鉴

编辑：馆长微鉴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8年的珍贵合影，地点在台北，照片中蒋介石与胡适同框。画面中，胡适翘着二郎腿，面带微笑，谈笑风生，神态自若，显得十分洒脱自然，没有任何拘束感。相比之下，蒋介石则端坐笔直，神情显得拘谨且严肃，仿佛在胡适面前像个拘谨的小学生一般。

这种状态的形成，既与蒋介石对学术的严肃态度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他与胡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那么，这张照片诞生的背景究竟是什么？胡适与蒋介石之间又经历了怎样的互动和交往呢？

要说胡适与蒋介石的交情，得从1927年说起。此前，两人虽听闻过对方名字，但并无实际交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引起了许多左翼文人的愤怒与谴责。可有趣的是，当时胡适、蔡元培、吴稚晖等文化界领袖，却选择站在蒋介石这一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暴力行为辩护。

至于蔡元培和吴稚晖为何会如此支持蒋介石，我们后续可以详细探讨，而胡适身为自由主义的旗手，为何也站队蒋介石，替这场反革命政变摇旗呐喊呢？原因其实颇为复杂。

首先，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将这场政变包装成“抵御苏联干涉”的“爱国行动”，宣称自己是为了防止国家沦为苏联傀儡，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宣传成功蒙骗了不少人。

其次，当时蒋介石仍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自称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并且施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作为幌子。胡适因此认定蒋介石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甚至称他为“倾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对其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

再者，胡适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阵营早已渐行渐远，他对社会改革的看法趋于保守，主张“逐步改革”，反对左翼的激进路线，对共产党更是抱有敌视态度。

不论原因如何，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文化界影响巨大，他的支持无疑为蒋介石提供了重要的舆论助力。当胡适发声支持蒋介石后，许多文人纷纷响应，形成了有力的文化支持阵营。

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开始极力拉拢胡适，两人由此建立了交往。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根基尚浅，敌人众多，还要面对武汉政府和北洋政府的竞争，在国际上也未获广泛认可，因此急需像胡适这样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名流助阵。

蒋介石许诺给予胡适高官厚禄，力图将他纳入南京国民政府体系中。

然而，胡适支持蒋介石并非出于谋取私利，而是当时受蒋介石宣传迷惑，误以为两人理念相近。

但到了1928年，胡适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本质不过是军阀统治，而蒋介石本人则是一个披着军装的军阀，理念与实际大相径庭，遂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胡适仍旧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蒋介石未能践行其所宣扬的理念，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因此，他毅然决然地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开始公开批判蒋介石。1929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尖锐指责南京政府的统治方式。

蒋介石对胡适的“背叛”极为愤怒，命令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对胡适展开舆论围攻。胡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

胡适随后发表了《人权论集》，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却遭到了政府的查禁。

此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力挺胡适，邀请他赴京担任文学科长，使他得以继续从事文化事业。

到了1931年，胡适与蒋介石之间又找到了一些共识。那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因奉行不抵抗政策而受到批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胡适却将责任归咎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认为蒋介石不该背负失地罪名。

更重要的是，胡适与蒋介石一样，主张通过妥协退让和“和平谈判”来解决中日矛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解施压，使日本撤兵。

胡适甚至拿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占领四年，最终恢复独立为例，劝中国应向比利时学习，采取忍让退让的策略，等待国际友邦介入。

这些观点赢得了蒋介石的赞赏，两人的关系因此有所缓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抗日立场。胡适也改变了之前的态度，提出“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处处败而处处战”的口号。

胡适究竟是因迎合蒋介石而改变立场，还是被日军大规模侵略唤醒，只能是推测。但无论如何，之后他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确实在争取美国援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抗战后期，胡适与蒋介石关系再度恶化，他转而赴美讲学。解放战争爆发后，胡适坚定站在蒋介石一方，双方关系再度密切。

胡适在文化界极力为蒋介石造势，试图引导舆论支持国民党，但人心向背难以逆转。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胡适也黯然离开大陆，远赴美国讲学，长达九年之久。

1958年4月，旅美九年的胡适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月10日，中研院为新院长举办就职典礼，蒋介石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这张蒋胡合影正是典礼结束后的留念。

关于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设立的最高学术机构，原本设于南京，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曾一度陷入半停顿状态。

1957年，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蒋介石以总统身份邀请胡适担任院长。此举既满足了胡适多年前的心愿，也达到了政治拉拢的目的。

胡适当初曾计划在台北南港自费购地建房，利用中研院丰富资料完成他未竟的两部巨著：《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然而经费有限，这个计划一度搁浅。

胡适自尊心强，若由蒋介石直接资助，必然拒绝。蒋介石巧妙利用院长空缺之机邀请胡适，让他可直接调用中研院资源。

更妙的是，蒋介石提议以胡适《苏俄在中国》一书版税作为建房资金，既满足胡适愿望，也保护了他的自尊。

胡适得知消息欣喜若狂，立即应允。4月8日，他从美国返台，陈诚率500余人机场迎接，场面盛大。

次日，蒋介石亲自在士林官邸款待胡适，令其感动不已。这既是礼遇，也有政治目的，意在巩固蒋介石在文化界的影响力。

4月10日上午9点，胡适就职典礼在中研院举行。蒋介石先行致辞，高度赞扬胡适。

然而，胡适的就职演讲却出了状况。尽管蒋介石热情款待、盛赞，但胡适依旧坚持“老毛病”，公开批评蒋介石台湾政策不符自由精神，毫不掩饰，两次直言总统“错误”，让蒋介石颇感尴尬。

他还坚决反对将中研院变成国民党宣传工具，明确主张“为学术而学术”，这一番言论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这是“我平生遭遇的第二大横逆”，仅次于北伐时被苏联顾问鲍罗廷训斥之事。

他痛斥胡适狂妄荒谬，称“真是一狂人”，感叹交友不慎，令自己深受打击。

蒋介石更写道，此事令他整夜难眠，唯有服药后方能入睡。

不过，这股愤怒在合影中并未显现，蒋介石反而显得拘谨，像极了小学生，似乎是在强忍怒火，保持礼仪。蒋介石的忍耐力确实惊人，即便怒火中烧，也未当场发作。

另一边的胡适则显得轻松自得，习惯了自由散漫的风格，丝毫不觉得自己讲话有失礼之处。

不过第二天，胡适还是对演讲稿做了些修改，将“总统是错误的”改为“总统不免有点错误”，显然对措辞有所收敛。

此后，胡适在台湾度过了晚年。他与蒋介石的这段“蜜月期”并未长久，1960年因“雷震事件”两人再起冲突。胡适为营救雷震未果，身心俱受重创，不久后住院。

1962年，胡适出院后强撑出席新院士欢迎酒会，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尽管蒋介石对胡适心存不满，胡适葬礼仍庄重隆重，逾三万八千人送别。

胡适一生的是非功过，终究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