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的军阀派系中，若论起团结与协作，晋绥军的傅作义部绝对是首屈一指，而新桂系则要稍逊一筹。新桂系虽然标榜团结，但在关键时刻总显得不够坚定。黄绍竑当时留在北平，李宗仁则远赴大洋彼岸，而白崇禧更是因为李品仙的诱骗逃亡海外，变成了“笼中鸟”。然而，傅作义的部队却在关键时刻能够互相提携、共渡难关。例如，在新保安之战中，安春山虽然与郭景云关系紧张，但仍然带领部队死守，直至两个师的全军覆没。又如绥远起义中，董其武签署起义通电时，在其名字下方特意留了一个位置，预示着孙兰峰的可能加入，这些举动无疑展示了傅作义部的团结与默契。

其中，虽然这些人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甚至生死之交，但傅作义本人的榜样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傅作义的领导风格使得他的部下能够在关键时刻携手共进。然而，其中有一人，虽然与傅作义是同窗、同袍，关系亲如兄弟，但却两次在危急关头成为了傅作义集团的牺牲品。这个人便是晋绥军的陈长捷。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据说，从明朝嘉靖到清朝光绪，陈家共出了21位进士。然而，陈长捷的家庭并未因家族的辉煌而兴旺。在他出生时，家道已显败落，母亲为了生计不得不为他人做奶妈。由于陈长捷胃口大，奶妈工作频频受到质疑，最终他母亲只得将他弃置在宗祠的供桌上。幸亏陈长捷的姑母出手相救，才将他捡回家中，从此小名“拾拾”便由此而来。

7岁时，陈长捷开始上学，显示出非凡的学习才华，迅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甚至将女儿许配给他。之后，他考入福建陆军小学堂和中学堂，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保定军校第七期骑兵科的学员，初次与傅作义相识。1921年，他以优异成绩从保定军校毕业，随即进入阎锡山的晋绥军。此时，陈长捷与傅作义的关系愈加紧密，后者也在晋绥军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中原大战期间，傅作义成为了第三方面军的总指挥，而陈长捷也成为了12师的师长，逐步从一名营长晋升为重要将领。陈长捷带领12师勇猛进攻，一度连下济南、曲阜，威胁到徐州。然而，在冯阎联军的失败后，12师也被缩编为208旅并加入了东北边防军第7军，而傅作义则成为了这一军的军长。这一阶段，两人的关系愈加紧密，尽管陈长捷在职务上并非傅作义的嫡系，但两人凭借作战表现声名远扬，成为晋绥军中不可忽视的双星。

随着抗战的爆发，陈长捷的12师被划归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并参与了南口战役。在战场上，陈长捷果敢突围，成功击破日军防线，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荣誉，并被提拔为预1军的军长。然而，在1940年，阎锡山为了收缴蒋系部队的装备发生了与陈长捷的矛盾，后者坚决反对这一命令，认为这样做会损害友军的士气。由于这一事件，阎锡山产生了疑虑，并开始对陈长捷进行监视。

面对阎锡山的威胁，陈长捷最终选择投奔傅作义。傅作义当时已在晋绥军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他的收留使得陈长捷渡过了难关。然而，这份深情厚意也为陈长捷带来了两次牺牲。1941年，陈长捷受命担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战。在傅作义的支持下，陈长捷到达伊克昭盟后实施了一系列策略，试图解决该地区的矛盾和资源分配问题。但不幸的是，1943年3月，伊克昭盟爆发起义，沙王势力反叛，陈长捷不得不镇压这场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事后，陈长捷因残酷镇压起义而被罢免职务，并被调往重庆深造。尽管他在抗战中屡次获得提升，然而对傅作义的深厚情谊和义气，使得他多次在关键时刻承担了责任，最终导致了自己在战后深陷困境。

1948年，傅作义再次向陈长捷伸出了援手，邀请他担任天津守备司令。然而，尽管陈长捷全力以赴加强城防工事，提升了兵员，最终，天津却在东野的猛烈进攻下沦陷，陈长捷未能抵挡住敌军的压倒性力量。此时，他深感傅作义将他当作了牺牲品，用以讨价还价，最终被俘。

对于傅作义在天津战役中的“坚持住就有办法”的话语，陈长捷最终意识到，所谓的“坚持住”，只是傅作义希望他坚持下去，直到敌人突破阵地，而傅作义则可以进行谈判。这种误解让陈长捷深感失望，并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认为自己在关键时刻被当做了交易的筹码。

战后，陈长捷始终难以释怀他与傅作义之间的“义气”与“背叛”。在一次傅作义探望时，陈长捷愤怒地表示，他觉得自己是被利用的牺牲品，而傅作义则是以自己为交易筹码，这让他心生怨怼，完全打破了昔日的兄弟情谊。尽管傅作义不断表示悔意并寻求和解，但陈长捷仍无法释怀。

战争期间，傅作义与陈长捷有着深厚的情谊和合作，但最终这段兄弟情谊却在战后的变故中破裂。陈长捷的军事生涯，充满了英雄的光辉和难言的牺牲，他的坚守与忠诚，最终换来的却是对傅作义的深深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