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宋朝文士的“黄金时代”逐渐黯然消逝后，经过元朝短暂且动荡的统治，明清两代迎来了士大夫阶层的变迁。明中期至清末，大批文人士大夫纷纷告别了纷繁复杂的官场生活，将其目标从“立功”转向了“立言”，他们开始专注于文字创作与理论探讨。而留在官场的士大夫们，在权力的交替和腐败的充斥中，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理想，沉沦成一味奉承帝王与宦官的“马屁精”。这几十年间，曾经拥有雄心壮志的士大夫，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这种转变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深刻原因呢？

从“三立”看历代文士的追求

历代士大夫以儒家“三立”理念为人生追求，它源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经典语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立”概念被称作“三不朽”，即立德、立功与立言，分别代表着儒士实现个人永恒价值的方式。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精神不朽者。

其中，“立德”排在首位。《春秋左传·正义》对“立德”有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即通过树立高尚的道德标准，不仅修养自己，还要教化众人，造福社会。孔子便是这一理想的代表，他的道德标准和教育理念影响了历代文人。古代社会对礼法的重视，使得统治者和官员更注重修身立德，因为治理国家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三立中的“立功”位居其后。《左传》中的注解为：“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即通过个人的努力，解决社会困境，推动时代进步。在古代，做到清廉不贪、恪守职守，就是立功，而立功的范围则包括治国安邦、维护社会公平、保卫疆土等。

最后，“立言”被视为最次要的目标，但它也有重要意义。《春秋左传·正义》中提到：“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即通过文字记录和言辞表述，提出对国家和社会的见解。文士通过写作、书信、议论等方式，表达政治理念和治国理政之道，也为后代留下思想财富。即使仕途失意，仍能通过“立言”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以此来看，士大夫们的理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官职，而是将其精神追求升华为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立功”和“立德”已逐渐变成理想化的目标，许多士大夫转而专注于“立言”，将自己的思想寄托于文字中。

朱元璋“画饼”笼络文人

在元朝末年，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逐渐走向衰退，国家陷入战乱，民众疾苦。文人士大夫普遍感到生不逢时，许多人选择退隐山林，过上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暂时放弃政治理想，追求个人安逸。直到朱元璋崛起，他用几十年的时间，从平民起步，凭借庞大的军队成功统一全国，建立了明朝。登基后，他开始重视士大夫阶层，推动国家政治的复兴。

为了恢复汉唐盛世的辉煌，朱元璋着手整顿文人的风气，力求重建以文化治国的局面。他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倡导文士参与政治，通过文学创作来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通过这样的“画饼”式的安抚，朱元璋给士大夫们一个共同的理想：在新朝建立后，他们将重新有机会参与治国安邦，建立更加公正的政治环境。

然而，随着明朝政权的稳固，士大夫们逐渐感受到官场的复杂和压力，开始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尽管有初衷要重建治世，但环境的变迁让士大夫们渐渐感到无力，许多人开始选择“立言”作为他们唯一的出路。

理想熬不过现实，重压下再难“立功”

如同许多独裁者的管理模式，朱元璋的后期统治充满了猜忌与不信任。他希望文士们能为朝廷提供智慧，但同时又要求他们保持服从，这种矛盾的要求使得士大夫们的个性和自由渐渐受到压制。从最初的文人自由讨论，到后期的“言论受限”，政治环境变得愈发严苛。

许多曾满怀理想的文士开始深感官场的险恶，意识到个人的理想很难在这种环境下生根发芽。他们或因权谋斗争而逐渐丧失信念，或因对周围不公的现象感到心灰意冷，开始转向隐退，寻求内心的安宁。许多有抱负的文士选择远离官场，专注于学术和写作，这也是“立言”的另一种表现。

在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官场变得更加腐败。许多士大夫为了能在权力的漩涡中生存下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甚至开始为权臣和宦官提供媚言。曾经气吞万里的理想与追求，逐渐被无止境的权力斗争和利益交换所取代。

“立言”之转变对社会的影响

在“三立”理念中，“立言”原本是最不重要的一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士大夫们的追求逐渐转向文字创作，这一变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更多的士大夫投身于写作、学术研究，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出现了《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等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与此同时，民间对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许多江湖文人也通过著书立说影响社会。

然而，这一转变也并非全是正面的。在朝廷高压政策的推动下，士大夫们的政治理想逐渐萎缩，个别文士变得愤世嫉俗，最终表现为“犬儒主义”——一种对社会现状失望透顶却又无力改变的态度。这种心态不仅导致士大夫对社会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大打折扣，也影响了文化创作的质量和深度。

结语：

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写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一段话警示着我们，文人阶层的兴衰与国家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士大夫阶层的风骨与理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而当士大夫丧失了对理想的追求，社会也必然会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明清两代，士大夫们的理想和目标从“立功”转向“立言”，这个过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反映了社会结构与文化理念的深刻变革。

参考文献：

《左传》

《明史》

《明良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