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字无垢，原籍东阿县东阿镇，也就是今天山东省平阴县一带。

古时人们给子女取字，往往寓意着对名字的解释与期望。于慎行的字“无垢”，正是反映了他谨慎行事、洁身自好的品格。他仿佛是一位坚守儒道礼教的守道者，用一生的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他的名字与字。

在大明朝，翰林院是新科进士入仕后拜访权贵、积累人脉的必经之地。而于慎行所拜访的“码头”则是当时权势滔天、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权倾朝野，是“万民之上”的人物。然而，这个“异类”学生于慎行，却在张居正最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选择了站在张居正的对立面。甚至在张居正当面质问他：“子吾所厚，亦为此耶？”时，于慎行的坚定反对令张居正心寒不已。

和其他八面玲珑、极力讨好张居正的弟子相比，于慎行无疑是最令师长失望的学生。然而，正是这个最让张居正寒心的人，在张居正死后挺身而出，从丘橓手中保护了张居正全家的生命安全。正是这位官场中的“异类”，敏锐地看到了大明朝由盛转衰的隐忧。

从嘉靖到万历，曾经七下西洋、雄霸一时的大明朝，似乎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太监权势膨胀，士商交融导致贪腐横行；而文人风骨在内阁权力的压制下渐渐式微。历代王朝由盛转衰的套路几乎雷同，但在危急关头，总有一位经世之才挺身而出。张居正便是明朝这般关键的政治家，靠改革续命大明朝。

经历了严嵩与徐阶明争暗斗，徐阶致仕后，张居正独揽大权逾十年，锐意改革，整顿吏治，稳固边疆。翰林出身的他门下弟子遍布朝野，然而当时朝野士人无论官职高低，多是趋炎附势，难觅廉洁之士。

但于慎行，作为张居正的弟子，却恰似儒家礼教的守道者，坚守初心，既不趋炎附势，也不结党营私。他如同黑夜中挑灯而行的孤侠，践行着自我的道义，后来被誉为“有明一代之完人”。

于慎行对儒学的执着源于家学传统。史料记载，他的祖父于时为人敦厚节义，乐于助人，获赐爵一级。其父于玭十七岁中举，曾任许州、靖宁州知州，以廉洁著称。母亲刘淑人出身名门望族，善书史。于慎行兄弟慎思、慎言皆擅诗文，家风文雅。

他自幼聪慧，异于常人。八岁时，在邻居新房工地旁，曾有长者随口说“磨砖砌地”，他却脱口而出“炼石补天”，显示非凡才思。连张岱都称赞他“出口即有宰辅气象”。凭借出众天赋和深厚家学，他十七岁中举，二十四岁考取进士，仕途初显光明。

入翰林院后，于慎行师从大儒赵贞吉、殷士儋，勤奋好学，挑灯夜读。他对儒学的钻研，使他自仕途之初便肩负起儒士使命，尤其对“仁”“礼”二字提出独到见解，身体力行。

“诗书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于慎行将自己视为儒士，而“礼”是儒学根本，他对礼教的尊重由来已久。嘉靖末年，张居正尚未登内阁首辅之位，严嵩父子专权时，于慎行便敢直言批评其扰乱朝政，僭越礼法。年轻气盛时或被视为莽撞，但其对礼教的坚持却贯穿终生。

纵观明朝历史，自朱元璋开国至满清入关，能像于慎行这般完美坚守节操者凤毛麟角。王阳明、张居正甚至于谦，都难称“完人”。这一点，在张居正“夺情”风波前后表现尤为明显。

张居正视于慎行为“大器”，为推行积弊已久的吏治及赋税改革，他实行“一条鞭法”，大大简化税制，令贪官捞油水难上加难，为财政注入活力。改革虽利国利民，但触动了官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朝野纷纷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于慎行素不结党，却坚定站在张居正一方。

他的立场纯粹源于理念契合：礼教重要，但仅靠礼不足以治国，律法必不可少。一条鞭法的施行带来深远变化，于慎行不仅呼喊口号，更看到推行中急躁之弊，帮助使改革更合理有效地推广。

变法期间，张居正对于慎行愈发器重。若无“夺情”事件，师徒二人或能联手将大明推向新局面。

封建社会讲究“百善孝为先”，儒家礼法催生了一整套孝道制度，谁敢违背，不是被群臣弹劾，就是被乡邻唾弃。

万历六年，张居正刚大展宏图，却接获父亲去世噩耗，心痛难言。依明朝丁忧制度，父丧必须守孝三年，方可复职。别人守得起，张居正却难以忍受这三年空窗。朝廷变法紧迫，倭寇频扰东南，北疆亦需严防，张居正如果归乡守孝，明朝大业恐将中断。

三年虽短，政坛变局却无情地吞噬了他的理想。万历皇帝也明白朝廷离不开张居正。于是，一场史称“夺情风波”的政治斗争爆发。

“夺情”事件一出，朝堂立刻震动。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文臣纷纷借机弹劾张居正。吴中行、赵用贤率先上疏反对“夺情”逆礼之举。张居正早有准备，迅速镇压两人。面对强势镇压，于慎行、王锡爵等人为两人求情，然张居正铁腕不为所动，罢官削籍。

目睹此景，那些平日言辞犀利的文臣却噤若寒蝉，只有于慎行坚持原则，不畏权势。对他而言，乌纱帽不过皮囊，肩负的儒家使命远重于此。

张居正本以为吴赵事件后文臣们将心服口服，未料于慎行依旧站在反对最前线。张居正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期待他回心转意。于慎行却以大义回应：“正因您对我关照有加，我才更当如此回报。”这令张居正十分失望。

师徒情分与政治理想的冲突，使于慎行终难敌权势，仕途自此黯淡。

“夺情”风波后，于慎行官场生涯多艰，失去张居正支持，有时还遭到其打压。无奈之下，万历七年他以病辞官，获准归乡养病。

居家期间，张居正曾多次示好欲挽回旧情，但于慎行回绝：“情知相府常开阁，可奈书生自闭关。珍重故人相问讯，已甘萝薜老红颜。”字里行间是对往昔恩师的敬重和决绝。

于慎行被视为“不懂世故”的人，不懂得见风使舵，也不愿屈从权威与人情。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逝世。闭门养病的于慎行闻讯，摒弃前嫌，泪洒笔端，撰写《祭太师张文忠公文》，“悼往怀知，有泪如倾”，真情流露。

张居正死后，朝中势力联合清算其功过，奏疏满朝飞舞。而与张居正曾反目的于慎行，却因“夺情”事件受到朝廷的追捧。

万历十二年，清算正式展开，刑部右侍郎丘橓奉命查抄张居正家产，气氛紧张，几乎无人敢为张居正发声。

却是与张居正决裂的于慎行，毅然挺身而出，写下千字奏章向丘橓为张居正后人求情。正因他的求情，张居正家族得以幸免于难。

这既是于慎行对师恩的最大回报，也不违背他坚守的道义。

张居正去世后，于慎行曾任内阁要职，辅佐大明皇帝治国。令人称奇的是，作为儒家礼教的守护者，于慎行在晚明工商业发展和民众消费观念上却走在时代前列。

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中，商人居末，但于慎行始终同情商人，认可其地位，积极保护和扶持工商业发展。他提出“藏富于贾”的观点，直指封建统治者对商人的剥削及对经济发展的压制。

在百姓日常消费上，于慎行虽严于律己，却反对一味禁奢，主张节约而不抑制合理消费，并倡导官方贸易促进社会就业，这种思想时至今日仍具启示意义。

于慎行以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感受，洞悉大明王朝未来的兴衰。他曾和张居正一样，尽力挽救摇摇欲坠的朝廷，却也明白积重难返的事实。

他是一位有治世能力的政治家，是任何明君梦寐以求的栋梁，同时也是最纯粹的政治家，用一生的仕途浮沉践行自己的理念和信念。

万历三十五年，于慎行重病逝世于京城官邸，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

今日山东平阴县，有四十四棵挺拔的白皮松守护着他的墓地，被称为“于林”，是当年万历皇帝为感念师恩特赐，象征着披麻戴孝的深情。

触摸苍劲挺拔的白皮松树干，纯粹如初的于慎行精神依旧深深影响着后人。

如今，我们提倡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承传统文化，而从于慎行的身上，我们汲取着不断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当代人砥砺前行。

仅仅是“纯粹”这两个字，便足以让后人反复咀嚼，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