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时分，天皇裕仁通过电波向全国人民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在同盟国胜利的光辉下落下。就在同一天，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对全国的军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

紧接着，蒋介石迅速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电报，告知日军投降的六项原则。8月21日，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飞抵湖南芷江进行降谈。经过双方的协商与确认，中国战区的正式受降仪式将于9月9日在南京举行。此外，除了东北地区外，中国内地及越南北部的日军被划分为16个受降区，分别向中国军队投降。在这个胜利的日子里，我们将回顾这些受降区的位置、受降代表、投降部队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南京受降仪式上，中国受降主官都是谁呢？

9月28日，位于越南河内的总督府举行了越北地区的受降仪式，这是16个受降区中最南的一个，也是中国唯一的境外受降区，标志着历史性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以战胜国的身份走出国门，赴外国首都接受投降。受降主官为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投降的日本部队包括第38军、第21师团、第22师团和第34独立旅团等，代表为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

当天，前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不仅有中日两国的代表，还有来自美国、英国、越南等国的外交官。这次受降仪式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认可，同时也象征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

至于9月16日，受降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受降主官由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担任。日军的第23军、第13师团、第129师团、第130师团以及部分独立旅团在广州集中投降，而第22独立旅团和第23独立旅团的一部分则在雷州半岛投降，海南岛的日本警备部队也集中在岛内举行投降仪式，日军代表为第23军的司令田中久一。

在9月28日，潮汕地区的受降仪式在汕头的第7战区潮汕前进指挥所召开，败军为第103师团和第104师团。中国受降主官由第7战区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担任。尽管两位主要负责官因故未能出席，余汉谋将军由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代替出席，而田中久一的代表则是第23军的参谋长富田直亮。

9月15日，长衡地区的受降仪式在湖南大学的一个教室中举行，成为16个受降区中唯一在教育机构举办的仪式。中国的受降主官由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担任，而日军代表则是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集中在长沙的部队包括日军第20军、第64师团、第81独立旅团和第82独立旅团，另外第68师团在衡阳投降，第116师团和第17独立旅团则在岳阳投降。

在9月14日，江西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南昌的中央银行大楼召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曾是日本宪兵队的驻地，曾无情地残害过无数的华夏儿女，因此在此接受日军的投降，也正是为了洗刷那段民族的耻辱。受降主官为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委派第58军军长鲁道源出席，而日方代表则是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鲁道源将军在各受降区中是级别最低的受降官，日方集中投降的部队包括第11军、第13师团、第58师团、第22独立旅团、第84独立旅团等。

9月4日，浙江地区的受降仪式在杭州富阳一位大地主的宅院进行，受降主官为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他委派了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到场。日本方面的代表为第13军司令松井久太郎的代理人，第133师团参谋长通泽一治。此外，日军第13军、第133师团、第62独立旅团和第91独立旅团在杭州举行投降，一部分海军陆战队也在厦门接受投降。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受降地所在的长新乡后来被更名为受降乡，成为人们怀念这一事件的象征。

在京（南京）沪地区，受降主官是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由于南京已经举行了战区受降仪式，故此该受降区的仪式安排在9月11日于上海举行。日方代表为第13军司令松井久太郎，投降的部队包括第13军、第27师团、第60师团、第61师团、第69师团和第89独立旅团、第90独立旅团,而在南京投降的日军则由第6军、第3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和第161师团组成，由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负责。

9月18日，也正是日本侵华14周年之际，湖北地区的受降仪式在汉口的中山公园举行，中国受降主官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日本的代表是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他是16个受降区中军阶最高的投降代表，身肩大将军衔。此次受降中，第132师团、第5独立旅团、第11独立旅团和第85独立旅团在汉口投降，而第12独立旅团、第86独立旅团以及第88独立旅团则在武昌投降。

9月24日，受降仪式在蚌埠的安徽省政府会议厅举行，中国受降主官为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而日本代表是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最初该受降区的仪式定于徐州举行，但由于苏联红军对关东军发起攻势，日军被迫北上支援，一路赶至蚌埠附近时，日本便宣布投降，导致周边集结了大量日军，因此受降仪式也转至蚌埠。投降的部队中，第70师团和第1独立骑兵旅团抵达蚌埠，第65师团则在徐州投降，第131师团和第6独立旅团则集中在安庆。

平津保地区的受降仪式规模庞大且隆重，成为所有受降区中最为盛大的一个。由于北平的日军气焰嚣张，甚至有人故意捣乱，破坏仓库武器，针对仪式提出要求佩戴勋章和军刀等无理要求。在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的建议下，此次仪式的地点由原来的中南海怀仁堂更改为故宫太和殿，并且首次允许民众前来观礼，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也特意到场，增添了仪式的分量。

在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受降主官，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十万北平市民的注视之下，庄严地接受了日本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投降。这一时刻让这一抗日战争的发源地彻底沸腾，万民欢呼，扬眉吐气。

投降的日本部队，包括第8独立旅团、第2独立骑兵旅团和第3独立骑兵旅团集中在北平，而第118师团和第9独立旅团则在天津投降，第7独立骑兵旅团在保定投降，第1和第2独立旅团则在石家庄完成投降。

山东地区的受降仪式是所有受降仪式中举行得最晚的一次，直到12月27日，也就是日本军队曾占领济南的那一天才能举行。受降主官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日方由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代表，在山东省图书馆的大阅览室进行。而在较早的10月25日，青岛则在汇泉跑马场举行了受降仪式，这里中方代表为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陈宝仓。

参与投降的部队中，第43军、第47师团和第9独立骑兵旅团集结在济南，而第5独立旅团、第12独立旅团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则在青岛集中投降。

在9月22日，新汴地区的受降仪式在郑州圣公会堂举行，受降主官是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日方代表为第12军司令鹰森孝。值得一提的是，鹰森孝两天前刚刚参加过漯河和襄樊地区的受降仪式，他是唯一一位两次签字投降的日军指挥官。在这次仪式上，投降部队中第10独立骑兵旅团在郑州投降，第110师团则在洛阳，而第6独立骑兵旅团在新乡投降。

9月20日，受降仪式在漯河的山西会馆举行，受降主官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日本代表也还是第12军的指挥官鹰森孝。此时，两位曾在数月前的豫西鄂北会战中是敌对的对手，现在却成为胜利者和投降者的身份转换。

投降的部队包括第115师团、第14独立骑兵旅团集中在漯河，而第92独立旅团、第13独立旅团则在许昌投降，第4独立骑兵旅团集中在商丘。

山西地区的受降仪式，在9月3日于太原的原日本第1军司令部举行，中国受降主官是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他授命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出席，而日方的代表是第1军司令澄田赉四郎派来的参谋长山冈道武。此受降区的投降部队包括第1军、第114师团以及第3独立旅团等。

热察绥地区的受降主官为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日方代表则为驻蒙军的参谋长中川留雄，受降仪式在归绥的地点举行。由于日本驻蒙军大部分已被调往其他地方，因此这一受降区的投降日本军队是最少的，仅有一些独立警备队和骑兵联队。

在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主官为台湾警备司令陈仪，日方代表则是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自甲午战争以来，台湾及澎湖列岛离开祖国怀抱近50年，终于回归到中国的版图内，这一天在1946年被定为“台湾光复节”。

日本军队一直重视对台湾地区的管理，其中驻军较多，投降部队包括第10方面军、第9师团、第12师团、第50师团、第66师团、第71师团，以及第8飞行师团，此外还有第75、第76、第100、第102、第103及第112独立旅团。

在中国战区，最终共接受了128.3万的日军投降，这些侵华日军的投降不仅标志着战争的结束，更象征着中华民族痛苦历史的洗刷与崛起。铭记历史，警醒未来，永远不忘国耻。